|
||||
中新網北京12月29日電題:“中國式辦賽”已到盡頭多方三令五申厲行節約
記者盧巖
“開幕式還不錯吧。至於比賽,真沒什麼印象了,”張婕努力地回憶着一年半前在家門口舉辦的世界大學生運動會。
這位土生土長的深圳姑娘,和這座城市千餘萬市民一樣,都是那場盛會的見證者。但她對大運會的點滴回憶,更多地停留在“全市大裝修”上。
“2011年初,深圳集中進行過市容美化,”張婕說,“翻新了老小區,一些城中村乾淨多了,綠化比以前更好些,整個城市外貌煥然一新。”
12月27日,深圳市審計局公佈了大運會財務收支及場館建設項目審計結果公告。公告顯示,截至2012年9月30日,爲舉辦大運會投入的資金共計139.96億元。然而記者在這份公告中,沒能找到與張婕口中“全市大裝修”相匹配的名目。
“單薄”的審計公告
深圳大運會審計結果歷時15個多月出爐,速度遠低於北京奧運會和廣州亞運會。公告顯示,大運會辦賽資金來源包括深圳市及所轄各區財政110.65億元,大運會執行局組織的市場開發、門票銷售及捐贈等收入12.17億元,企業資金投入17.14億元。
這筆近140億的資金被用於賽會運行與保障支出44.90億,場館建設支出75.20億,配套項目支出19.86億。不過這裏的“配套”,專指與賽事直接相關的26個配套設施、專項設備、場館室外工程、場館周邊燈光與綠化工程等項目。
中國社科院經濟與社會建設研究室主任鍾君肯定了這次審計的積極意義,但在他的眼中,這還遠遠不夠。“起到了一定作用,”他話鋒一轉,“不應該僅僅審計辦賽,更要審計‘辦城市’。從城市基礎設施的建設、改善,到環境等各方面提升的工程,都應該被納入。”
在這份報告中,沒有把有關軌道交通、市政道路、環境治理、市容環境提升等城市建設與更新的支出,列入大運會審計範圍。
深圳市人大代表楊劍昌直言不滿。他在接受當地媒體採訪時表示,這些錢都是大頭,統計大運會花費,如果不把這些納入審計,毫無意義,“整個大運會籌備五年,前前後後全市的市容改造、道路建設把深圳都翻新了,這些錢都沒有算進去,算進去肯定不止現在的金額。”
作爲普通市民一員,張婕也對審計結果頗爲關心。
“之前興建了一些新建築,像‘蠶繭’(深圳灣體育中心),還有裝修後的市貌,都是大運會留下的財富,”她毫不諱言對家鄉的熱愛,“大運會更像旅遊推介會,讓全世界瞭解深圳,知道深圳的美。”
但當記者提起,純辦賽投入就將近140億時,張婕也覺得“花錢確實太多了”。
各地競相辦賽的背後
雖然大型賽會耗資靡費,在國內卻依然備受熱捧。特別是2008年後,很多地方趨之若鶩。其規格之高、排場之大、開銷之巨、動員之廣、密度之頻,堪稱“中國式辦賽”。
今年是奧運年,但仍有冬運會,亞沙會、全國大運會、農運會舉辦。2011年,全國中學生運動會、深圳大運會、全國少數民族傳統體育運動會、殘運會、城運會輪番上演,令人眼花繚亂。
明年,天津將舉辦東亞運動會,瀋陽將舉辦全運會。2014年,南京還將舉辦第二屆青奧會。此外,很多馬拉松、自行車、網球等單項賽事,也被搞得聲勢浩大。不少地方或是大興土木,或是不惜重金,將賽事打扮得氣派非凡。
辦賽對當地體育水平和全民健身,無疑有促進作用。而成功的賽會,也的確能激發城市品牌效應,拉動基礎設施建設、改善城市面貌。與此同時帶來就業機會,對經濟發展有所裨益。
“關鍵看申辦的着眼點是什麼,”鍾君對這種“中國式辦賽熱”不無憂慮。
他認爲,有兩大問題特別值得注意:“一是管理。從大運會審計報告來看,包括項目建設、贊助分配等尚不夠精細,存在浪費現象,相關職能部門的管理能力有待提高。”
而更深層次的隱患,則是地方政府基於政績考量的“投機主義”。一些地方爲了片面追求政績,搞出不少面子工程、形象工程。由於運行成本過高,被閒置的一座座體育場館,令人觸目驚心。
體育事業是一項長期工作,辦賽則是短期行爲,見效快。鍾君坦言,就怕辦賽像搞運動一樣,“一陣風”。“出發點科學,辦賽的好處就會很大,”他說,“地方政府如果只爲形象和政績,不考慮賽事本身的效應,不做長期工程,就要產生問題。”
賽會,究竟該怎麼辦?
10月底,英國官方公佈了倫敦奧運會總開銷額,預計爲約895億人民幣,是深圳大運會審計數據的6.4倍。
去年,坊間曾流傳“3000億打造大運會”的說法。面對傳言,深圳官方並未迴避,迅速公開回應,“看待大運財政投入應進行三個區分,一是區分一年投入和多年投入,二是區分經營性投入和財政投入,三是區分基礎性投入與賽事投入。不能將多年的基礎設施、民生工程投入等,一併算作大運會辦會投入,貼上‘3000億’的標籤。”
那一年,深圳市全年財政收入4056億。
然而,把辦賽簡單喚作“賠本賺吆喝”,也有失公允。
張婕能感受到大運會帶來的變化,城市更靚了,空氣也更清新。業餘時間,她偶爾會去“蠶繭”看明星們的演唱會。
“去年大運會時,公務車強制限行,私家車自願。但我願意爲家鄉做出貢獻,我不會開車上路,”她說。
鍾君也認爲,不能單單從成本覈算來看辦賽的社會效應,“關鍵在於對投入的控制”。
早在去年國務院廉政工作會上,溫家寶總理就明確要求,要合理控制大型綜合性體育賽事的節奏和規模。各申辦城市要充分考慮客觀條件,不要超出自身能力申辦;要充分利用現有場館設施,必須新建的場館,要與學校體育場館建設統籌安排,避免過度建設,造成資源閒置浪費。
今年九月,中央出臺《關於進一步規範大型綜合性體育運動會申辦和籌辦工作意見的通知》,要求嚴格控制和壓縮各類綜合性運動會規模及支出,簡化開閉幕式和火炬傳遞等。在剛剛結束的全國體育局長會議上,體育總局局長劉鵬強調,要將《通知》落到實處。
對於節儉辦賽,有學者建議,由體育總局等經驗豐富的上級部門替代地方政府,進行統管,並且更多地依靠市場化運作。“政府作爲協調者,整合市場的力量,而不是花納稅人的錢,”鍾君說,“外國賽會市場化程度很高,能夠降低政府成本,提高收益。”
在他看來,不管怎樣去做,節儉都將是今後辦賽的必由之路:“十八大以來,中央力行節儉之風已經形成氛圍。而且,對主管部門已經有了文件規範。未來需要的是條款的細化,和更嚴格的監督。”(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