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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韓日世界盃結束之後,時任中國足協專職副主席的南勇對記者說:中國隊已盡力了,作爲一個足球人,比賽永遠不會結束,因爲球迷們還在等着中國隊的下一屆世界盃,我不能站住。
8年後,中國沒能等到下一屆世界盃,卻等來了南勇倒下的消息——2010年1月15日,南勇被公安機關帶走調查,此時距他上任中國足球運動管理中心主任剛好一週年。上任之初,在一次新聞發佈會上,他說,“假、賭、黑是中國足球的毒瘤,必須徹底根除。”
最終,這位足壇掌門人沒能剷除毒瘤,卻成爲現行體制下的一名囚徒——公訴書顯示,從1998年到2009年5月,南勇共涉嫌17項指控,總金額爲148.9962萬元,其中現金119萬餘元,實物合計29萬餘元中,包括手錶、酒、保健品和加油卡等。
“歷史選擇了我,責任就由我來擔”
4月25日,連續放晴多日的鐵嶺下起大雨,氣溫驟降十度。
鐵嶺市中級人民法院側門旁,幾個警察無精打采地拉着警戒線,試圖把早早來到法院門口的全國各地近百名記者隔離出去——這一天的上午8點30分,原中國足協副主席南勇在這裏開庭受審。
糟糕的天氣讓拉警戒線的警察變得不耐煩,他們對試圖接近法院門口的記者說:誰願意來這裏,你有你的工作,我有我的工作,互相理解一下!此前兩天,本刊記者試圖向鐵嶺市中級人民法院申請旁聽,未獲準。
少數“球迷”不知通過什麼渠道,拿到了旁聽證,在經過嚴格的身份審覈後,在衆多記者的圍觀中,走了進去。
與謝亞龍在丹東受審時不同,鐵嶺中院的門口沒有武警站崗,連押解南勇的警車也無任何車輛開道。8點05分,戴着手烤、身着紅色囚服的南勇走下警車,在兩名警察的架護下,低着頭,快速進入法庭。
近距離觀察到他的人說,南勇有些緊張,臉上的肌肉都快僵硬了。“除了名字沒變,已經看不出被抓之前的長相,像大病一場,都脫相了。”
這次庭審一直持續到18點30分左右,未當庭宣判。
一位獲准進入法庭旁聽的當地球迷告訴本刊記者,庭審過程中,南勇對檢方的17項指控始終沒有提出明確的異議,只是不承認那是犯罪行爲。“他的狀態不算很差,但不怎麼說話,都是有問纔有答,大多數時間都是他的律師在說。”
庭審結束前,作最後的陳述,南勇對某些證人的證詞,感到委屈和心寒,他表示,不想再去過多追究這種情義上的事情,他只是希望,法院能夠根據事實依法判決。同時,他也表示,足球是體育職業化失敗的實驗品,足球職業化的條件不是很成熟。
“在這種體制下,衍生出了很多的潛規則,讓我們都深陷其中。我負責足球工作後,該做的工作都做了,但沒有做好,球迷不滿意、領導也不滿意。所有的人都不滿意,出了這個問題,我又在這個位置上,既然歷史選擇了我,責任就由我來擔。”最後,南勇突然提高聲音說,“我也希望能通過自己的案件,讓中國足球體制內的一些怪現象發生改變,促進中國足球儘快與國際接軌。”
獲准旁聽的球迷說,在聽完南勇的陳述後,他覺得整個法庭內頓時被一種悲涼的情緒所籠罩,他差一點就哭了。“南勇覺得朋友做了僞證,在他落難時,朋友還要落井下石,且他是一個對足球有功的人,但足球幾十年積累下來的罪過卻要由他來承擔,大家的情感一下子就被感染了。”
商人白川
南勇是微笑着走出法庭的,這個細節被許多媒體捕捉到。未獲準進入庭審現場的南勇大姐南芬(化名)說,上一次見到他這樣的微笑還是在兩年半前。庭審結束後,她和另外幾名親屬獲得了和南勇見面的機會。
2009年末,時任中國足球管理中心主任的南勇回到老家延吉。此時,中國足壇已經颳起打黑風暴。外界盛傳,作爲中國足協最高指揮官,南勇不可能置身事外——被捕後,在看守所接受採訪時,南勇說,他當時已經想到了自己被捕的可能性。
“感覺有些不對勁,或許要出事,我覺得不論是誰,都應該付出代價,這對中國足球今後的發展是有好處的。”
彼時的南勇,並沒有把這種憂慮告訴家人,家人也未從他的外表和言談舉止,察覺到他有什麼變化。而且,當家人爲這些傳聞向他求證時,他還安慰他們說:沒事,我跟這些人沒有關聯。
這是南勇上任足球中心主任後,爲數不多的回老家。南芬說,南勇回家後,跟家人有說有笑的,他回北京時,還跟家人說,以後要多抽時間回家看看,畢竟老父親年紀大了,身體不如以前。
南勇是出了名的孝子,因爲工作忙,很少回老家,總覺得虧欠80高齡的老父親。因此,每次回家,他或多或少會帶一些禮物,送給父親。這其中,就包括白川2005年送給他的一塊勞力士蠔式機械男表。
比利時籍華人白川,與南勇相識於2002年韓日世界盃之後,時任國足主教練米盧下課,爲中國在世界盃的失利埋單。此後,由南勇擔任男足選帥組團長,在世界範圍內物色合適的男足主教練。
作爲阿里漢的經紀人,白川通過中間人將阿里漢的個人資料遞給南勇,向中國足協推薦阿里漢擔任國家隊主教練。在隨後的兩次考察會談中,南勇讓時任中國福特寶足球產業發展公司副總經理董錚通過白川聯繫,和阿里漢接頭。
當年12月,中國足協與阿里漢在北京崑崙飯店正式簽約,並舉行新聞發佈會。會後,白川爲感謝南勇,送給他4000美元。
此次選帥的暗箱操作,在南勇從老家回京不久,被人以公開信的方式曝光於網絡——在南勇被捕前一個月,網上先後出現兩封舉報南勇涉嫌受賄的公開信,其中一封就提到了選帥事件。
阿里漢在執掌國家隊期間並無大的建樹,但這並不影響白川與南勇結下友誼。白川是個商人,他需要中國這個超級大市場,而南勇是中國足協掌門人,同時又是中超公司董事長,兩人一拍即合。
在這種背景下,2004年,西門子移動宣佈退出中超聯賽冠名,中超不得不選擇新的合作伙伴,否則只能裸奔。這是繼百事可樂、飛利浦退出之後,中國足球第三次面臨主冠名資本撤退的危機。
2006年初,在中超聯賽“裸奔”一年後,南勇以中超公司董事長的身份隻身一人飛赴歐洲,與白川商談中超聯賽的冠名贊助事宜。白川向南勇推薦了愛福克斯公司,不久,他們簽署了愛福克斯、白川、中超公司的三方框架協議。而白川作爲中超公司的全權代理收取了高額的代理費。
就在南勇回國向足協彙報尋求贊助情況時,此事被媒體曝光,並質疑裏面存在腐敗問題。當時南勇的迴應是:“我可以以我的黨性擔保,沒有問題。如果有問題,我辭職。”隨後,風波暫息。
然而,愛福克斯並沒有按照協議約定將6000萬冠名款匯入中超公司,即使是在兩年後,也只匯入了白川扣掉代理費後的600萬。在時任足協專職副主席謝亞龍的授意下,2008年底,中超公司把愛福克斯和白川告上法庭。
中超公司贏了官司,卻再也追不回剩餘的五千多萬餘款——在此之前,愛福克斯的代理公司ACE和白川的BCD公司早已破產。2009年1月14日,謝亞龍離任,南勇接替其出任中國足球管理中心主任,此事便不了了之。
中超聯賽冠名風波後,白川打起了德國世界盃門票的主意。
本刊獨家調查得知,當年4月,白川找到南勇,希望他幫忙購買官方價格的世界盃球票。南勇應承下來後,找到時任中國足協外事部主任王彬,讓外事部幫忙安排。具體是如何操作的,王彬稱已經想不起來。
事成之後,白川爲了感謝南勇的幫忙,在北京市二體校體育館外,向他送了5000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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