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8日中午,在楊一民律師王樹靜的房間,記者見到了楊一民的哥哥,他告訴記者,“楊一民沒錢,要不然他也不會在買房子的時候爲50萬發愁!我在他被帶走的十多天之前還給他打電話,告訴他,想做官,從政就不要伸手動錢!”對於楊一民所說的有70多萬確實沒拿過,他的哥哥也爲他抱不平,“動輒10多萬,他絕對不敢拿! ”
“出事前最後一個電話,告訴他別拿錢”
18日,楊一民的案件已經宣判,十年半的刑期,外加20萬的罰金,對於這樣的結果楊一民本人和他的家人都算滿意。中午的時候,記者在楊一民律師王樹靜的房間見到了楊一民的哥哥,兩個人長得很像,所以還未經介紹,就可以認出他一定是楊一民的家人。由於被羈押了兩年多的時間,楊一民的頭髮已經花白,精神狀態也大不如前,看起來他要比哥哥老了許多。
這一次宣判的時候,楊一民的精神狀態要比上一次庭審的時候好很多,他的哥哥看到這一點也很欣慰,“狀態好了,腰板也直了一些。 ”
楊一民一家都是高級知識分子,出身書香門第的他是中國足球圈理論水平最高的,他的哥哥也在高校任職。回顧自己和弟弟的最後一次交往,楊一民的哥哥很是惋惜,“我記得那是在他出事之前的十多天,差不多是(2009年)12月,我給他打電話,我告訴他,現在你是在從政,要想做好官就不要去拿錢!如果你想掙錢,就不要去做官! ”但可惜的是,最終楊一民還是因爲受賄罪而被判刑,讓他腐化的或許不是他的意志不夠堅定,而是中國足球的大環境,以及那些約定俗成的潛規則。
“買房子的時候還在爲50萬發愁”
楊一民這一次因爲受賄罪而獲刑,很多人都認爲他是一個貪官,但是據他的哥哥介紹,楊一民本身並沒有多少錢。在楊一民的罪名當中,有很多都是在他女兒出國,還有他搬家的時候,別人送錢以及送一些禮物。但是誰也不知道楊一民在這兩件事背後的艱辛。“你們可能不知道,在他女兒出國還有他搬家的時候,他究竟有多難。搬家的時候,他買房子還要爲50萬發愁!那段時間,他的情緒很不好,我也能夠理解他有多不容易。 ”後來,楊一民的哥哥也開始埋怨自己的弟弟,“都是因爲你選擇了足球!你想想,如果你當初不去足協,而是繼續留在高校裏教書,你會像現在這樣困難嗎? ”楊一民在出事之前還是北體大的博士生導師,圈內很多人都是他的學生。來到足協任職,讓楊一民成爲公衆人物,也可以使他的足球理論水平最大程度的發揮。但是,中國足球圈這個大染缸最終也讓他成爲階下囚。
“他要是爲了錢,能別人送錢都不要? ”
在法庭上,楊一民最後對法官說,“對於你們給我定的刑期,我很認同,但我也有一些話要說,我真的沒拿那70萬,否則天打五雷轟! ”當時,楊一民的哥哥也在現場聽到了這句話,“我絕對相信我弟弟!他絕對不是貪的人,如果他貪財的話,會別人送了他四五次的錢,到他這還是拒絕嗎? ”
楊一民哥哥所說的事情卻有發生,2007年,武漢市組辦城運會,最後總男女足都獲得了冠軍,比賽成功之後,武漢一家企業給予武漢足協一筆贊助。足球協會祕書長付翔拿出10萬元人民幣送給楊一民,並說這是政府獎金,但楊一民三次都拒絕了。2009年,楊一民女兒出國讀書,付翔將這10萬元人民幣兌成美元,再次拿給楊一民。楊一民纔不得不從1萬美元中抽出2000美元,對方嫌少又硬塞給楊一民2000美元。王樹靜律師表示,直到被警方帶走之後,楊一民才知道這筆錢不是政府的獎勵,而是企業贊助。
另外,在楊一民受賄的款項中還有兩筆山東魯能的董罡通過足管中心的馬琨兩次送給楊一民的20萬,以及廣州醫藥通過閆蔚送給楊一民的10萬元。不過,馬琨早已經去世,閆蔚目前在逃,這兩筆錢究竟是否送給了楊一民,無法證實。楊一民的哥哥說,“這麼大筆的錢,他肯定不敢拿!他做事的原則,我清楚! ”
“我曾問他,足球這樣了,你怎麼帶的? ”
楊一民身爲國家足球管理中心副主任以及中國足協副主席,是中國足球界當之無愧的高層。但在最近這些年,中國足球每況愈下,尤其是國家隊的水平和成績更是不能讓國人滿意。其實,不光是廣大球迷不滿意,他的哥哥也曾經質問過楊一民。“有的時候我們會見面,當時我曾經問過他,‘中國足球都這樣了,你這個副主席是怎麼帶的?’”說到這裏,楊一民的哥哥也不再說下去了。
兩年多了,楊一民的哥哥只在開庭和宣判的時候見過楊一民兩次,還在安徽蚌埠老家的他在寒冬時節來到鐵嶺,就是爲了看到弟弟一眼,“此時,也不想再埋怨弟弟了,只想在過一段時間,楊一民確定了哪個監獄服刑的時候,可以去看看他,和他好好聊一聊。 ”首席記者範宏基
楊一民曾找高洪波作證未果
“楊一民在獄中,提出的唯一要求是,希望家人找到賈秀全、高洪波等這些昔日的弟子、同學給他上庭作證,但一個也沒聯繫上。”兩年來,王樹靜律師是楊一民與家人、外界溝通的唯一橋樑。
“細心的球迷會發現,在楊一民的庭審過程中,他的罪名不少,但真正和俱樂部有直接利益交換的,也就魯能俱樂部等極少數幾樁。”王律師透露,像收受同學和弟子的手錶、冰箱、電腦等,都是楊一民自己交代的。而這些被當作收受賄賂的事實,在楊一民眼裏應該算作禮尚往來,這也是控辯雙方爭論的焦點。
“楊一民不止一次提起,他的同學曾經送過禮金,但他登門回訪時,給同學的孩子買東西都要上萬元。 ”王樹靜說,在獄中見到律師時楊一民很少說話。“我前後見了他5次,每次至少3個小時。 ”楊一民常常痛哭流涕,他只提出過一個要求。“希望能夠聯繫到我的那些同學和弟子,爭取讓他們給我出庭作證,澄清這部分事實的真相。 ”後來,王律師把這個要求轉告給楊一民的家人。可全家動員一起打電話找人,結果要麼對方說在國外,要麼換了號碼聯繫不上。“這也成了楊一民走進宣判庭前最大的遺憾。 ”
楊一民和妻子育有一女,多年前,女兒到國外求學。“她學的是與金融相關的學科,也正是國家需要的人才。 ”湊巧,女兒畢業歸國時,正值楊一民案宣判的當口。“以前,我工作忙,一心撲在足球上,根本顧不上這孩子。但我從來不擔心她。因爲,我想女兒一定能找一份好工作,有個光明的前途。 ”楊一民曾對王律師袒露心聲,“我一度十分焦慮。沒想到自己會落到這般田地,不僅幫不上女兒,反而拖累她。我已經是全家人的負擔。你見到我的家人,一定要告訴她們,我很好,只希望母女倆身體健康,生活平平穩穩,別因爲我觸犯了法律,受到太大影響,擡不起頭。 ”楊一民妻子重病在身,一度發了病危通知書,單位的同事都自願捐款獻愛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