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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足協既掌握“足管中心”的行政權力,又是聯賽經營企業的絕對控股方,同時還是民間社團,它橫跨權力與資本的“管辦一家”纔是中國足球真正的“黑洞”。
1998年,大連萬達俱樂部董事長王健林撂下狠話:“假如有司法介入,我們有充分證據證明,中國足球有多少黑哨和假球!”
13年過去了,中國足球的沉渣和濁流、疼痛與悲哀終於被2009年底以來的反賭掃黑風暴逐一掀起;2011年3月末,落網的“金哨”陸俊、“銀哨”黃俊杰、周偉新等人的“現身說法”更將中國足球黑幕細節擺到公衆面前。這幫“操盤手”的行徑觸目驚心,而中國足球蛀蟲又豈止這區區數人?這一次,中國足球的光明能否從撕破黑哨背後巨大的黑洞開始?
從龔建平到陸俊:年收入千萬的黑金鍊
當年的龔建平被認爲是唯一落網的“好人”,10年徒刑讓他病死獄中。閻世鐸掀起的反黑風暴讓50多名裁判“受累”,當時披露的數字令人震驚:人人都有問題,黑金量高達2000萬~3000萬元。龔建平站了出來,坦白了收受30餘萬元黑金,更多的黑哨卻躲了起來。
一個龔建平輕而易舉地抹掉了職業聯賽的污點,“大魚”們繼續逍遙法外,中國足球在2002年成功登陸日韓世界盃之後風光無二,“反賭掃黑”由於司法的“無法介入”淪爲雞肋,最終不了了之。直到2009年末足壇反黑風暴的真正來臨,陸俊、黃俊杰、周偉新、張建強這些早有問題的裁判和官員才終於等來遲到8年的嚴懲。
當年沒能及時割除的“毒瘤”已經給中國足球帶來難以估量的傷害。一句“證據說”曾阻止司法介入,足球黑哨身後拖着的黑金鍊條,連接着官哨、教練、球員、裁判、莊家、經紀人、賭徒、地方足協和中國足協,他們越來越“守土有責”、分工明確、默契從容。比如教練和球員負責踢假球,裁判負責吹黑哨,經紀人和莊家負責平衡各方利益。其中掌握權力和市場雙重資源的中國足協作用舉足輕重,無論對裁判施加影響還是對外界“走過場”的打假反黑,都在爲這條長長的利益鏈提供溫牀。
更寡廉鮮恥的做法是,一些裁判收了主隊的錢再收客隊的,哪一邊給得多就偏向哪一邊,部分裁判年收入高達千萬。
1998年,陸俊因《羊城體育》披露他收受20萬元賄賂而將後者告上法院,最終他打贏了官司,其中足協“干預”究竟有多少功勞?一位中國足球元老曾質疑陸俊的執法,但他曾被亞足聯裁判委員會評選爲亞洲最佳足球裁判員,被國際足聯選爲世界盃執法裁判,更因千絲萬縷的“利害關係”,中國足協“不遺餘力”地保了他。2004年10月,上海中遠的老總王國林就給了陸俊一記老拳,稱他是“天下第一大騙子!”如今迎接陸俊的不再是拳頭,而是最高15年的牢獄之災。
混亂的規則與潛規則
1994年,中國足球甲A聯賽粉墨登場。對於長期舉國體制、專業競訓的大球項目而言,中國足球無疑向着發達的市場化和職業化邁出了決定性的一步。
中國足球職業化的開端無疑是成功的。效仿歐洲五大聯賽的主客場制不僅大大提升了球迷的認同感,也讓甲A聯賽第二年上座率就直逼五大聯賽水平,全國數以萬計的球迷協會使聯賽如火如荼,球迷羣體中還出現了包機看球、“成都保衛戰”等等瘋狂行爲。與此同時,中國足協也在研究制定發展規劃、俱樂部的建設和後備人才的培養、管理各級國家隊、研究制定並組織實施全國競賽的各項規章制度,等等,可以說,中國足球從不缺乏“制度”。
企業可以不玩足球,但不可能不生存,要玩足球還得活得光鮮就必須“聽話”,這種市場潛規則決定中國足球的監管機制先天畸形。地方足協的角色變得軟弱無力———對假球黑哨只能息事寧人。“黑哨”的深層解讀是“官哨”,它是地方角力的必然產物。2000年之後,賭球的大面積介入則爲假球、黑哨推波助瀾;隨着黑金、賭金的無孔不入,操縱比賽也變得輕而易舉了。
及至2003年之後,黑哨操縱比賽已經司空見慣了。令人深思的是,陸俊等人交代的幾場問題比賽都曾受到嚴厲質疑和抗議,但由於監管的極度缺位甚至足協的監守自盜,導致這些問題還是不了了之。
如果說地方足協處於弱勢,中國足協卻絕對強勢,它既掌握“足管中心”的行政權力,又是聯賽經營企業的絕對控股方,同時還是民間社團,它橫跨權力與資本的“管辦一家”纔是中國足球真正的“黑洞”。
韋迪新政能否杜絕黑哨?
僅僅是揪出過去的大佬、足協的掌門和幾個黑哨卻不涉及現役中超俱樂部和球員,更沒有觸及足協之外的高層,反賭掃黑就還談不上“除惡務盡”,也不能真正撼動利益集團根基。職業聯賽更沒有出現人們當初預期的“停擺”———效仿馬來西亞當年的休克療法徹查到底。
弔詭之處是,韋迪上任以來以一系列新政綱領完全轉移了公衆視線,足協雖然“拿出了態度”,卻大多是機制層面的縫縫補補,尚未觸及那個幽暗的體制深淵。
要解決這些問題,法律必須先行。目前國內對於專項體育的法律法規仍處於空白。對於擅鑽空子的官員和商人來說,足球仍然是極好的獲利工具。以國內足球的黑暗度而言,眼下所打擊的恐怕還只是冰山一角。
在“政企分開”“政事分開”的大背景下,還須正視“管辦一家”的體制“原罪”。韋迪上任後曾堅決表示“管辦分離”,近期又說須慎重、緩行,不知道這一關乎中國足球命脈的改革何時才能“到位”,而1994年的一馬當先爲何不能成爲今天的精神能量?即便如此,當務之急仍是厲行監管。
中國足球還將面臨各種各樣的難題與考驗。韋迪上任之後大環境確有好轉,王健林也在考慮回來,準備投幾個億用於青少年培養,恆大等地產大鱷也在爲中超推波助瀾,中國足球仍然擁有廣闊的市場並仍然在昭示“燦爛的明天”。不過,這個“燦爛的明天”能早點來臨嗎?(據《瞭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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