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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壇周報記者樓堅報道9月1日,好萊塢大片《盜夢空間》全國公映。5天後,謝亞龍等三人被請去『協助調查』。9月12日,《盜夢空間》的票房超過2億人民幣,而同日公安部正式宣布對謝亞龍等『立案偵查』。9月的中國,這樣兩件大事就如同奇幻的夢境一般重合在一起。
大概在2004-2005年這段時間,我曾作為記者短暫地跟過一段中國國家隊。因此,除了那一段基本被邊緣化的南勇之外,出事的謝亞龍和楊一民我都打過交道。回憶往昔,我無法像一些同行如今高調宣布的那樣,聲稱自己『早就知道他們有問題』。我慚愧自己渾渾噩噩,並未敏銳地覺察出夢境背後的真相。
2005年9月,我受亞足聯邀請,前往摩洛哥馬拉喀什參加國際足聯年會,當時中國足協的代表就是新上任不久的謝亞龍。在這個希區柯克曾拍過《擒凶記》(主題曲是那首著名的Que Sera,Sera,翻作《順其自然》,現在常被球迷唱來要求對手認命)的北非古城,我曾對謝亞龍做過一次獨家專訪。按照謝亞龍的說法,這是他上任後給紙媒的第一次獨家專訪。
整個過程中,我的唯一感覺是他具有很強的潔癖,這種潔癖甚至反映到對文字的苛求上。在我完稿後,謝亞龍專門把我叫到他的房間,逐字逐句審定了這篇稿子,這和他秘書出身的身份恐怕不無關系。遺憾的,也正是由於他對於官腔文字、不過不失的過分執著,這條稿子實際上並沒有什麼個性鮮明的東西。在強調硬新聞、完全市場化的《體壇周報》,編輯自然也不會重點處理。
稿件發表後,有一次我在別的場合碰到謝亞龍,就客氣了幾句:『那稿子處理得不夠理想。』他也表示:『不是你的問題。』逢年過節,他還給我發過幾次祝賀短信。此後因為不再跟國家隊,我也就和謝亞龍漸行漸遠。直觀感覺這是一個書生,或許無能,但很拘謹。
事實上,後來再次偶遇他,他還說了一句:『你怎麼還穿著這件襯衫?』這再一次讓我印證了一個印象:這是一個非常注重自己儀表、有潔癖的體育官員。所以,當聽說他『真的有事』時,我確實很難相信。事實上,到現在我依然覺得存疑。
同樣的體驗,也發生在楊一民身上。我和楊一民初次打交道是2003年底去亞足聯開會,由於當時披露了一條他不太開心的消息,此後他對我一直比較冷淡。後來有一次,我去武漢出差,從北京起飛的班機上無巧不成書地正好和楊一民坐在了一起。
雖然我多次跟隨亞足聯前秘書長維拉潘班機的能力,曾經讓足協的人很頭疼(實際上是維拉潘秘書泄的密,老外並不把主席行程看得如此機密),但這一次確實是巧合。但既然話不投機,我也就沒有多和他攀談,埋頭看自己剛買的一本原版英文書。記得楊一民掃了一眼我的書名後,說了一聲:『你還蠻愛學習的哈。』總而言之,無論是謝亞龍還是楊一民,當時給我的印象都只是『書生』或『技術官僚』而已。反倒是蔚少輝,確實給人一種江湖氣較足的印象。
誰能想到,在此後幾年的中國足協醬缸浸染中,謝楊倆人都會淪為階下楚囚?不過再回頭想一下,這又有什麼值得奇怪呢?在現行的足協體制下,要想潔身自好怎能那麼容易?你不下水,自然會有人把你拖下水。
更大的問題恐怕在於,中國的問題,無論是足球,還是別的什麼,都似乎處於一種《盜夢空間》一樣的永劫循環之中。就像電影裡的那一段永遠在同一個平面回環往復的樓梯,從來不見舊人哭,永遠都有新人笑而已。
任何國家,都可能出現腐敗丑聞,差別只是在丑聞發生之後:制度較為健全的國家,巨大的窩案會由此引發根本性的變革,用法律、規矩堵住漏洞,避免後人重蹈覆轍;而在制度不健全的國家,就算槍斃了謝亞龍,也只是短暫的阻嚇,沒有制度性的修復,之後必然會出現『王亞龍』。
每一次丑聞,背後都應該是實質性的進步。而中國球迷,卻永遠生活在一個又一個的連環噩夢中,想猛踢一腳醒來而不得。我們如同處於limbo態,走不出迷失的夢境。我們的陀螺,永不停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