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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韋迪從吉隆坡回國之後所說,中國足協此番在亞足聯『收復了話語權』。在經歷了『南楊事件』的陣痛之後,韋迪、於洪臣、薛立等足管中心主要領導悉數入職亞足聯下屬委員會,中國足球在外交方面總算有所突破。不過,這只是一個開始。對照中國足協各部門和亞足聯下設委員會的分工,中國足協依然留下了不少疑問。
毫不客氣地說,這些年來,中國足協雖然有人在亞足聯下屬委員會擔任不同職務,但在絕大多數事務上依然等同於『聾子』、『瞎子』。一個最簡單的事實,從2006年到2010年再到2014年世界杯預選賽,甚至包括亞洲杯、亞冠等各種賽事,亞足聯所擬定的競賽方案,在國內均由體壇周報率先披露,中國足協往往是在看到報道後,纔向亞足聯核實、確認。一個重要原因在於:自2002年哈曼出任主席之後,亞足聯下屬各委員會已經變成一個『橡皮圖章』;相反,亞足聯秘書處下屬各個部門,反到成為了核心部門。比如最核心的競賽事務,均由秘書處下設的競賽部草擬方案,然後提交競賽委員會走一個流程,便最終確定。
在這種大背景下,入職亞足聯各委員會,並不意味著中國足球拿到『話語權』。如果真想獲得話語權,應該讓更多的中國人進入亞足聯工作,而且是去競賽部、裁判部等核心部門工作。韓國、日本足球之所以能在亞洲領先,除了自身的聯賽之外,很重要一點就是他們在亞足聯『有人』。例如,現在亞足聯秘書處競賽部的負責人,就是日本人鈴木,韓國也有人在競賽部工作。因而,亞足聯各項賽事的競賽方案等,韓日往往早於中國足協半年多知曉,甚至提前進行准備。
日本新任足協主席小倉純二,今年已經71歲,到了退休年齡,日本方面早就開始考慮接班人的問題。明年1月份召開亞足聯代表大會,正好進行換屆選舉,日本足協早在一年前就已經物色好了田島幸三,准備讓他競選國際足聯執委一職,並展開了各方的公關准備。對照一下中國足協,當我們內部各種頭緒尚未理清之時,誰又來考慮『足球外交』事務呢?中國足球的落後,不僅僅是技戰術水平上。
即便是此番韋迪等進入亞足聯各委員會,其實也存在疑問。譬如說,薛立進入亞足聯競賽委員會,從表面來看,薛立在足協分工主管『競賽管理部』和『青少年與社會發展部』,似乎與亞足聯『競賽委員會』是一致的。但實際上呢?
亞足聯下屬的『競賽委員會』,主管男足國家隊和國奧隊競賽事務,因而像巴西世界杯預選賽、倫敦奧運會預選賽方案等,都由該委員會最終確認,並提交亞足聯執委會討論通過。但是,中國足協下屬的『競賽管理部』,負責統籌除中超、中甲、中乙三級聯賽以外的所有男女競賽,包括全運會、城運會、青年聯賽、各種U系列比賽,以及中國之隊項目的主場比賽,只有最後一個跟國字號有關。
換言之,中國足協進入『競賽委員會』的人員,應該是一個負責管理男足國字號的人選,應該出自『國管部』。因為他(她)需要考慮的問題是:面對亞足聯競賽委員會提交的方案,如何協調好國內聯賽與國家隊、國奧隊的關系,方案是否有利於中國球隊等等。然後,在競賽委員會會議上利用發言機會,去爭取有利於中國隊的方案。但是,現在薛立在足協內部分工方面,就不是主管這一塊工作,又談何去爭取有利於己的情況?等會議結束,拿著具體的方案回到足協,再與分工主管的其他領導協商,一旦發現了問題,可決議已經通過了,又何以解決?當然,這並不是說,薛立不應該進入亞足聯『競賽委員會』。
從這一層意義上說,中國足協目前的機構設置,其實還存在問題,在管理上依然有值得改進之處。表面來看,這似乎與中國足球外交無關,但仔細一琢磨,便可以發現問題所在。
對新領導們來說,一切還只是剛剛起步。
(馬德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