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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出放在世界足球范圍內都稱得上驚天丑聞的鬧劇,然而因為其發生在中國足球『腐朽』的現實下,我們卻不得不將其視為一棵救命稻草,拼命從中尋找各種積極意義,甚至有人認為此事可能成為中國足球改革的催化劑,是推翻昏聵無能的中國足協現有體制的導火索。
從中可以看到,我們有多麼無奈。我們還有其他選擇嗎?逢此中國足球之亂世,管理無能的中國足協頻出重典,期望通過處罰來彌補管理方面的先天不足,而簡單粗暴的最終結果,只能是讓亂者更亂,足協威信日益掃地。這種環境下,與其委曲求全地去爭取撲朔迷離的希望,不如『飛蛾撲火』以博得公眾支持。這也許是武漢退出事件唯一的積極意義了。
武漢退出丑聞,有武漢俱樂部和中國足協兩大主角。公眾對武漢方面幾乎一邊倒的支持態度,也顯露出足協這個機構公信力已經下降到最低。中國足球的現狀由上至下盤根錯節,已經被批判得千瘡百孔,武漢的『義舉』,對於在這個特殊時期的中國足球改革,或許能起到一些意想不到的推動作用。
然而,看看其他15家俱樂部的態度吧,他們幾乎一致聲討武漢俱樂部『不負責任』,稱其加速了中國足球惡化速度。他們提到最多的便是『規則』,武漢無意間觸碰了一條中國足球最敏感的神經——多年來,各俱樂部在『規則』下逆來順受,時而獲益時而受損,沒有贏家也沒有輸家。連2004年七家強勢俱樂部聯合倡導的『中超革命』都不可能取得成功,公眾只能期待一種自上而下的變革,來毀掉中國足協的現有體制。
奧運期間『謝亞龍下課』之聲猶在耳畔,在中國足協的基本公信力受到最大懷疑時,挑戰足協,至少可以轉移公眾和媒體的視線,至少可以暫時讓人忽略掉這個俱樂部的經營狀況。這是很多人都有意無意在回避的事實。換句話說,武漢退出未必有想象的那麼『偉大』,也有他們自身存在的先天不足的原因。
但至少,武漢退出揭露了在目前的市場環境下,舊足球管理體制和管理機構已經完全不堪重負。武漢退出與2004年『中超革命』都發生在10月,四年一個輪回,這次會有一個不同的結局嗎? (遲鳳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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