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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丟掉了世界杯之後,整個中國足球現在就只有一個奧運比賽了。但在距離首戰只有20來天的時候,國奧隊一片亂象,甚至主帥杜伊有可能『下課』。當前,最重要的不是爭辯孰是孰非,而是應該求同存異!無論是誰,都應該放棄個人利益,以大局為重。
『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以眼下杜伊和國奧隊的混亂局面而言,站在各自的角度,誰都認為自己『佔理』。杜伊認為,人員選拔、訓練比賽應該是由他說了算;足協認為,好球員就那麼幾個,有什麼好考察的?具體到技戰術,杜伊認為該說的都說了,作為教練就是整體上、原則上提醒隊員;但站在隊員的角度來說,他們感覺杜伊講得不細、不透,希望在每一個細節上都要講明白,告訴他們具體該怎麼去做。因為杜伊講得不細,對杜伊『有意見』,向中方反映情況……
出現問題並不可怕,關鍵在於怎麼解決。這些年來,但凡外教來華執教,都會出現類似的問題,從最早的霍頓、到後來的米盧、阿裡·漢、克勞琛、福拉多等,無一例外。根本原因,還是在於雙方思維方式、文化背景的差異,老外不可能改變中國球員的思維方式,同樣中國人也很難理解老外的思維。
例如,就在延吉期間,杜伊和球隊之間的矛盾業已存在,媒體又刊登了一則『杜伊在等待合同到期』的采訪。對此,中方的理解是:杜伊就只是想履行完合同,混日子,得過且過。但在西方,這樣的講話意味著:我遵守合同,在合同到期之前,我還是會負責。就是這種截然不同的理解,只能導致雙方的關系進一步激化!
又如,杜伊經常以他在加納的經歷為例,包括像庫福爾這樣的大牌球員,他也敢『開刀』。中國的所謂『大牌』還能比庫福爾更牛?為什麼他就不能采取類似的方式?而在中國足壇,球員踢球是要哄著的,因為好球員就那麼幾個!
再如,奧運會比賽時,替補席上除了7名替補隊員外,官員、教練員總共還有7個席位。在杜伊和翻譯蔣曉軍之外,領隊謝亞龍、隊醫、守門員教練、助理教練和足協外事部工作人員各1人。在杜伊看來,這樣的安排很不合理,謝亞龍作為領隊坐在替補席上可以理解,但為什麼外事部的人還要坐在替補席上?比賽時難道要通過他和謝亞龍商討換人等事宜?可杜伊並不清楚,這是中國奧運代表團統一要求的,足協外事部的人直接對口國際足聯,負責聯絡等事務,而不是充當謝亞龍本人的翻譯,其他運動項目也是一樣的。
在這個過程中,中、外之間需要架起一座『橋梁』,而現在的問題恰恰就在於缺少這樣的『橋梁』,最終的結果只能加劇矛盾的激化。(馬德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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