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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牙買加為世界田徑貢獻了許多短跑項目的名將一樣,如果提起中長跑,人們很容易想到東非、想到肯尼亞。這塊貧瘠的高原出產了無數優秀的中長跑選手,一張張堅韌的黑色面孔,幾乎貫穿了奧林匹克的歷史。
在距離肯尼亞『長跑之鄉』埃爾多雷特30公裡遠的地方有一個小鎮,靠近著東非大裂谷,它的名字是『埃藤』。無論你在一年中的哪個時節去到那裡,都可以在鎮上集結出一支500人的長跑大軍,而且並非等閑之輩的簡單集合,他們都具備實力在歐美的公路賽上一爭長短。在這個朴實的、依舊充滿著農耕氣息的小鎮上,也許你隨意敲開一扇門,從裡頭走出的就是一位長跑領域的世界紀錄保持者,或者波士頓馬拉松賽的衛冕冠軍。埃藤,是個『奔跑』著的小鎮,一個傳奇小鎮,雖然它的外觀是這麼的不起眼,但長跑皇冠上的明珠卻當之無愧。
埃藤:長跑者的天堂飯桌旁,一日三餐;公路上,一日三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無論是埃藤的原住民,還是那些為了相同目標而聚集於此的長跑者,他們在這片海拔8000英尺高地上的生活都仿佛是規律的、簡單的且滿懷希望的。
如果埃藤不是長跑者的天堂,那也是這些修行者在陸地上得以膜拜的神殿。這裡的日照充分,日均12個小時,夏季清晨4點便日出了,冬天也不會遲於8點。全年氣候宜人,溫度不會超出10-26攝氏度這個范圍,而且空氣裡不會傳遞出潮濕的感覺。8000英尺的海拔高度則對選手血紅蛋白攜氧力、有氧呼吸效率以及機體抗乳酸能力的提高大有助益。
『長跑是最容易的運動,它不需要任何器械,甚至不需要鞋子。』這句話代表著肯尼亞的一種精神和一份期待。只要不是太糟糕的天氣,埃藤的『生物鍾』都會走在精確的時間點上:晨跑,清晨四五點開始;二練,早上8點;三練,下午4點。埃藤沒幾條像樣的跑道,但空地倒有不少,而訓練者們最鍾愛的練習場便是連接著埃藤和埃爾多雷特的那條稱不上寬闊的公路。
近五年來,埃藤的『現代化建設』可謂也趕上了趟,雖然年紀稍長的那一輩人還是更樂意把時間花在農田裡,但越來越多的旅社和餐廳還是鮮亮地登場了。旅游業的帶動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原因,更為主力的還是那些遠道而來的歐美長跑選手。『他們會僱人料理家務,做飯、洗衣什麼的。這在肯尼亞選手中簡直不可想象,他們(歐美選手)居然負擔得了這樣的額外開支。他們中的有些人態度會有點奇怪,只和在俱樂部練習的選手交流或者就是和自己同伴。』勒內·薩馬尼是當地一家小旅社的經理,他從小就長在埃藤,所以在觀察變化這一點上,他的說法還是有點權威的。
肯尼亞的道路大都修建得不寬,路上行駛的車子則以日本二手車居多,要不就是充作公共交通用途的『馬他突』(一種小客車)。不過,在連接埃藤與埃爾多雷特的那條交通要道上,人們卻不禁要感謝這份蕭條。『如果是在美國,這樣的訓練方式簡直像自殺。』沐浴在陽光裡,塵土也是難得揚起,外來者們懷揣好奇地向前跑去。而對全情投入在奔跑中的原住民們來說,也許這一日三練正搭上了他們外出購物的『順風車』。
冠軍教練竟是地理老師埃藤的聖帕特裡克高中,在這處點綴著綠色的校門外,人們已經太習慣見到這樣的畫面了——幾個孩子一邊安靜地等著,一邊睜大好奇的眼睛向校園裡望去。他們在等一個人,科爾姆·奧康奈爾牧師,聖帕特裡克高中的前校長和現任田徑隊教練。
58歲的奧康奈爾並不是誰的專屬教練,但在過去的30年中,他的訓練營裡卻相繼走出了100多位世界級的長跑名將,其中就包括男子800米世界紀錄保持者維爾森·契普凱特、1988年奧運會1500米金牌得主彼得·羅諾和三屆波士頓馬拉松賽冠軍易布哈辛·胡森。成年選手來到埃藤,他們尋求的是理想的訓練環境,但孩子們所需要的顯然更多一些,引導者的作用往往也是決定性的。
32年前,當奧康奈爾離開祖國愛爾蘭到肯尼亞埃藤時,他以為這只是一次短暫的環境轉換——在聖帕特裡克高中當兩年地理老師,然後回國。但結果,毫無長跑訓練背景的他居然在異國他鄉的操場上教起了孩子們跑步,一乾就是30多年。
『聖帕特裡克的(長跑)傳統並不是從我這裡纔開始的,之前已經有許多老師為此付出過,我只是繼續他們的工作。』聖帕特裡克的校園裡栽種著不少樹,其中很多都是為了紀念在跑道上獲得榮譽的學生而栽下的,它們大小參差的模樣其實正記述著這所學校的傳統。『最老的那棵是屬於麥克·鮑伊特的,他是1972年奧運會的獎牌獲得者,而那些小的就代表了維爾森·契普凱特和伊薩克·松高克。園丁已經開始抱怨了,他要求我們往後栽種灌木作紀念,因為「這兒已經快成一片森林了」。』
渴望的孩子、日復一日的訓練、不斷注入的新訊息和從歐美田徑賽場上傳回的捷報,奧康奈爾的生活將在這樣的循環中繼續,同時他也提醒自己,一定要與肯尼亞的長跑氛圍保持距離。幾乎每一餐,奧康奈爾都堅持要在家裡吃;對於苦等自己的孩子,他給出的回應也往往是平靜的『你下回再來吧』。『這很重要,不然你很快就會被肯尼亞人的那種(長跑)情緒所感染、影響,失去自己的節奏。』
沙赫恩:百萬美元轉會費的反噬效應用雙腿來改變命運,每當有陌生的面孔開著豪華SUV進入埃藤的時候,那些成年的或者尚未長成的肯尼亞人的眸子裡都會閃耀出別樣的光芒。哪怕車上的人不會對他們歷經考驗的腿瞥上一眼,他們也能興奮一陣子,尤其是那些大孩子。
『也許那是經紀人的車子,他來挑選運動員了。我相信只要我繼續努力,總有一天會有機會去比賽的。』娜迪·契貝恩是一個20歲的肯尼亞姑娘,她的家在距離埃藤60多公裡遠的一個小鎮上,三年前在家人的資助下,她一個人搬到埃藤,開始了訓練。『像我這樣訓練的人還有很多,其中女孩子也不少。最初入選奧康奈爾訓練營的那8個女孩,她們都成功了,成了名人,就像泰格拉·洛露普(長跑領域多項世界紀錄的保持者)那樣。我的父母覺得長跑很有前途,所以也不會催著我結婚。』
如果跑步能掙錢,為什麼不讓孩子去嘗試呢?這個想法吸引著整個肯尼亞投身到了長跑運動的激情中,他們成功了,但一種反噬效應也隨之而來。
2003年田徑世錦賽,一個名叫賽伊夫·沙赫恩的卡塔爾人狠狠地傷了肯尼亞人的心,在男子3000米障礙賽的跑道上。從1991年起,肯尼亞人從未在世錦賽上失去過這塊金牌,而他們在奧運會上對該項目的壟斷則更要追溯到1988年的漢城奧運會。在成為『沙赫恩』之前,這位冠軍獲得者的名字是斯蒂芬·切羅諾,肯尼亞如假包換的3000米障礙賽之王,以及該項目世界紀錄的保持者。
100萬美元的『轉會費』、1000美元的月工資以及卡塔爾與肯尼亞間曖昧不清的默契,沙赫恩的這次轉換國籍事件在肯尼亞全境內引發了一場激烈的討論——不似茶餘飯後的閑聊,而更像是關切自身利益的假想。
沙赫恩說:『在肯尼亞,我們的日子過得很艱難。所以在我眼裡,沒什麼比錢更重要。』在美元開始『肆無忌憚』地貶值前,肯尼亞的人均年收入大約是1000美元,而如沙赫恩這般的頂尖選手,他們每年的薪水和參賽的獎金收益會達到20萬美元。『這是一個不錯的比例,但對那些極具天賦的人來說,他們有權利去追求更多。』《紐約時報》專欄評論員蒂姆·凱恩特寫道。
理想中的榮譽和現實中的支票,沙赫恩不是第一個作出抉擇的人,只是他的坦白讓祖國人民有點經受不住,同時也讓部分的人開始搖擺不定。埃藤依舊是全世界長跑人纔最多的地方,肯尼亞依舊是長跑大國,但他們都不得不面對一個為他人做嫁衣裳的『輸出』尷尬。2004年雅典奧運會,沙赫恩由於轉換國籍尚未滿三年,在肯尼亞的抗議下,他被攔在了奧運的大門外(結果肯尼亞選手包攬了3000米障礙賽的金、銀、銅牌)。而這回的北京奧運會,始終少有在大賽上自我證明機會的沙赫恩終於要上場了。
改變,為了奧運背井離鄉,飽受非議,這樣的生活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忍受的,所以更多的肯尼亞長跑人纔還是安於自己的這個國籍。
迪莫斯·契普蓋特,2005年波士頓馬拉松賽的冠軍得主,就是經由俱樂部體制培養出來的一位世界級選手。除了出國參賽的日子,他一年中絕大部分時間都會在埃藤度過。『付給俱樂部15%的傭金,我覺得這是很應該的。是他們讓我有了系統訓練的機會,然後還把我送出去參賽。』
對於習慣大都市的人來說,肯尼亞長跑者的生活簡直有點像是苦行僧在修行。五六個人擠在一間臥室裡,沒有電視、電腦,每天的伙食又幾乎一成不變:米飯、土豆、玉米、木瓜、牛奶和牛肉湯。雖然在大裂谷附近有一處還算像樣的訓練場,但其實絕大部分人是把車輛穿行、塵土微揚的公路當作了跑道。
但是,在這一派蓬勃運動著的背後,肯尼亞在國際賽場上的滿足感卻不復當初。『現在的肯尼亞人是參加大獎賽的運動員,而不是參加世錦賽、奧運會的材料,他們滿腦子想的都是怎麼掙錢。』1991年東京世錦賽男子5000米冠軍利莫評論道。高密度地參賽,不斷地贏取獎金,經紀人在一流選手的身上不斷計算著最大化的收益,於是,當肯尼亞需要這些選手披掛上陣,為國出賽的時候,他們要麼已是強弩之末,要麼就是被攛掇得不願和隊友合作。
肯尼亞田徑協會從2006年開始,他們就加強了對體育經紀人的監控,把那些過分『壓榨』的人除名,同時也對本國選手的賽季計劃加強了關注。今年5月下旬,肯尼亞奧委會出資近兩百萬先令(約合3萬多美元),幫助肯尼亞田協在首都內羅畢和埃爾多雷特建立了兩個奧運訓練營——這是該國有史以來第一次國家建集訓營。自從1996年亞特蘭大奧運會以來,埃塞俄比亞的金牌總數都一直壓著肯尼亞。作為東非大陸上的一對長跑『死敵』,肯尼亞人一心想在北京奧運會上打場翻身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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