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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這一陽性率,趙健找出去年全年中國9千多例藥檢15例呈陽性的數據來證明今年的興奮劑問題總體形勢並沒有發生大的變化。『但我們藥檢的力度,密度和精度都上了一個臺階,畢竟這是奧運年。』趙健說。首先,反興奮劑中心去年年底掛牌成為一個司局級單位,大大提昇了中國反興奮劑官員在體制內的話語權;與此同時,一個耗資一千萬美金的嶄新實驗室在今年三月投入使用,雖然這一工程主要為奧運服務,但它投入運行伊始,就已經在為國內的反興奮劑檢測服務;當然,推動整個反興奮劑運動最主要的動力還在於中國體育當局在奧運當前的形勢下『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責任感,誰都知道在北京奧運會被一些西方媒體和政治人物高度政治化的今天,如果中國運動員在8月的北京出現哪怕一例陽性,將會給中國的國際形象帶來怎樣的負面影響。
避免這一可怕局面出現的決心是如此堅定,以致當被問及這些反興奮劑措施的實施情況時,先後接受采訪的幾位來自不同項目的國家隊教練都給出了不約而同的答案。剛剛與中國皮劃艇隊分手的德國功勛教練約瑟夫也許對他的中國僱主有很多不滿,但當談到反興奮劑時,他毫不猶豫地給出積極評價。『那些檢測人員在過去的一段時間裡來的頻率非常高,而且往往沒有任何提前通知。無論是教練,官員還是運動員都已經把反興奮劑作為一項天大的事來處理,他們被清楚地告知越雷池的後果。』約瑟夫說。而來自賽艇隊的美國教練伊戈爾則透露他的隊員曾經在訓練到一半時被要求迅速劃船回到岸邊接受沒有任何通知的檢查,『那速度和比賽時差不多快。』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國家游泳隊教練承認,對隊員們的藥檢一度到了讓人『難以忍受的地步』。『有時運動員還沒睡醒,就被叫起來做血檢,』他說,『有些知名的運動員一個月裡竟然接受了好幾次賽外檢查。』
這種反興奮劑努力,即便是遠在千裡之外的馬裡奧·蒂維斯教授也有所感應。蒂維斯教授所服務的德國體育學院科隆反興奮劑實驗室是當今體壇反興奮劑運動的『麥加』,他預言中國運動員將是北京奧運會上最清白的群體之一。『中國人希望辦一屆圓滿的奧運會,任何一丁點興奮劑丑聞都會毀了他們的這個願望,所以從我個人的判斷來講,中國不太可能在奧運會上出現什麼興奮劑問題,因為他們已經設法把所有問題在奧運會開始前解決掉了。』蒂維斯說。
基於這種判斷,歐陽鯤鵬事件並沒有在西方的體育圈裡引起多大的喧囂。當然,一些一向敏感而自作多情的西方媒體仍然不放過這個機會來提醒世界中國游泳十幾年前所發生的丑聞,包括在廣島亞運會、珀斯世錦賽上所發生的部分中國游泳運動員藥檢呈陽性以及私帶違禁品的往事。
不過對長期研究現代中國體育史的北京體育大學客座教授美國人蘇珊·布朗內爾而言,這不過是西方世界關於中國體育的另一個可笑的錯覺而已。『沒錯,在上個世紀90年代所發生的那些事情都是事實。』布朗內爾說,『在那個時代,中國體育的管理者還沒有真正理解興奮劑問題和它的危害,也沒有一套成熟的思路去解決它,但現在,那個時代已經過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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