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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隊就是用這樣一種報復性的方式告訴人們,杜伊這樣的指揮,再或指揮杜伊的什麼人會讓一個至少還能演奏的樂隊變成一個什麼樣子。
這是一場讓中國人哭笑不得的比賽。中國隊就像一個樂隊,當首席指揮杜伊放棄指揮權時,樂手們在沒有指揮的情況下,居然讓一首曲子有了比較順暢的調。
同樣一支樂隊,5場演出,5個不同的聲部安排。銅管的去充當打擊樂,司職貝司的去撥拉豎琴,最『靠譜』的安排是讓拉小提琴的改中提琴。而原有的大提琴手被擱置不用,換上倆拉二胡的頂上。交響樂被搞成農村婚喪嫁娶的草臺班子弄出的響動,怎麼聽怎麼像走街串巷賣大力丸、切糕的吆喝聲。不成調,慌慌張張(躲著公商和治安)。
第6場,也是最後一場已被人拋棄和自我拋棄的演出,樂手們自我調整了聲部。音色好不好另說,至少不會把提琴架在腿上當二胡拉。於是成曲了,靠調了。早這麼演出呢?這是一廢話。可中國隊就是用這樣一種報復性的方式告訴人們,杜伊這樣的指揮,再或指揮杜伊的什麼人會讓一個至少還能演奏的樂隊變成一個什麼樣子。
在龐雜的反思系統和環繞交錯的問題中,我們可以多少剔除一些問題,比如球員的自我拯救能力。中國指揮家李德倫上世紀30年代在上海請其父看他指揮的一場演出。演出結束,其父說,『我看這樂隊有沒有你都可以。』李德倫說,他老人家比那些內行和假冒內行的人都懂交響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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