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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新聞周刊:奧運·新中國體育回溯系列 白銀時代1966?1986 一種體育意志如何上昇為了國家精神?新中國體育,經歷了初期的蘇醒和萌動後,在其後20年又遭遇了被迫蟄伏與突然登天的巨大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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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中國初期,面對外部世界的敵意和排斥,體育擔當了超越其自身的職能,幾乎任何重大的體育比賽背後,都事關國家的政治主張和外交關系。面對賽事,做、不做、如何做,都成了從上到下相關部門需要審慎考量的事件。
『乒乓外交』就是當年打開沈重國門的第一個成功的體育嘗試
1971年3月15日深夜11點多,一陣緊促的敲門聲驚醒了睡夢中的魯光。還沒來得及睜開眼睛,就聽到屋外人喊道:『趕快到南三樓集合。』
這位後來因報告文學《中國姑娘》一炮而紅的作家,當時是國家體委宣傳司的一名工作人員。這是他從五七乾校回到體委之後,接到的第一個任務——做31屆世乒賽代表團的秘書。
1971年初,國家體委大院還處於軍事管制之下。在周恩來總理的親自授意下,文革中受波及最大的乒乓球隊開始恢復訓練。文革的陰影尚在,但清脆的乒乓聲響,還是打破了一些沈郁的氛圍。
『冒死』參賽日本 『上飛機前,所有人心想為國捐軀的時候到了』魯光急忙穿衣下樓,快步趕到會場,代表團的成員已全體到齊。當時的外交部副部長韓念龍親自主持會議。韓念龍說,自己也剛剛接到總理電話,讓大家再次商量一下,究竟要不要去參賽。
『中國將要參加在日本舉行的世乒賽』的消息早在2月份就公布在了《人民日報》上。可是,在備戰期間,關於究竟要否參賽的爭議還一直未停息過。出發在即,這樣的討論再次被鄭重其事地提上了日程。
代表團成員個個面露難色,據魯光回憶,當時主要有兩種意見,一派認為當時國內政治過於敏感,還是不參賽為好;另一派則堅持,既然已經答應了日本乒協,就應該信守承諾,按時參賽。爭執不下,會議一直持續到了後半夜。
最後,應總理的指示,代表團一起來到人民大會堂匯報討論結果。聽取了各方匯報後,總理當即拍板,『權衡左右,我們還是應該去參加』。並連夜給毛主席寫了一封1500餘字的請示信。
第二天,即收到毛澤東批示,『我隊應去,並准備死幾個人,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主席這樣的語詞並非虛張聲勢。日本右翼影響頗大,特別是1970年11月,日本右翼作家三島由紀夫剖腹,引起轟動。在中國參賽之前,右翼人士也公然挑釁,『敢來日本參賽,就是"白刀子進,紅刀子出"』,乒乓名宿梁戈亮向《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回憶說。
接下來,是具體安排參賽的細節。『不突出政治,友誼第一,比賽第二』是總理為本次世乒賽定下的總基調。但是政治立場也必須鮮明,『比賽中遇到美國支持的朗諾集團,中國隊將拒絕比賽』。
臨行前,每一個細節都細心准備,連要不要帶毛主席語錄和毛主席像章這樣的問題,也展開了激烈的討論。最後,按照總理的要求,『下了飛機,就不要戴毛主席語錄了,一些小的像章可以戴,大的不要戴了』。
臨行前,周總理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代表團全體成員,握著魯光的手,總理囑咐道:『萬一有閃失,你們工作人員一定要衝在前面。』
3月17日,代表團開赴廣州,轉機前往日本。離開北京前,大家都紛紛跟家裡托付了後事。『在廣州,我們受到了廣州軍區領導的親自接見,並且為我們舉行了盛大的歡送會。』梁戈亮說:『上飛機之前,還組織我們看了《上甘嶺》,所有人都熱血沸騰,心裡想著為國捐軀的時候到了』。
按照總理事先的安排,為以防萬一,代表團成員分乘德航和加航的飛機前往。梁戈亮說,當時很深切地感受到了什麼叫『前赴後繼』。兩家航空公司看中了中國未來巨大的市場,都非常重視,親自派經理壓陣。起飛前,已想好了對策,一旦飛機出現意外,絕不在臺灣降落,直飛上海或者香港。
承載國人的重托,這些剛剛經歷了紅色文化大革命『洗禮』的青年人,作為先頭兵,衝出了重重鐵幕,亮相在世人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