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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同天的《體育報》上,時任婦聯主席的鄧穎超發表了題為《各行各業都來學習女排精神》的文章。她在文中疾呼:『各行各業的人民群眾都要學習中國女排精神,樹立遠大的志向,發揚腳踏實地、苦乾實乾的作風,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更快地將我們的社會主義事業推向前進!』
奮勇拼搏的『女排精神』由此叫響。
這些民族英雄從日本榮歸故裡時,當時的國家領導人萬裡、習仲勛、楊靜仁親自到機場迎接,榮高棠等體委的領導人都只能擠在接機隊伍後排。
此後的一個月,幾乎所有中國人都沈浸在女排勝利的狂喜中,各大媒體儼然成了排球專刊。那些本來普通的女孩,在人民大會堂開了慶功會,到各部委機關作了報告。
給人印象最深的,是在1981年11月28日,黨和國家領導人接見『新長征突擊手』和『先進團支部』代表的典禮上。儀式開始前,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副主席的李先念先請上孫晉芳和郎平,拉著她們的手,對女排贊不絕口。然後,李先念發表講話,『勉勵青年向女排學習,走在兩個精神文明建設的前頭』。
『當時剛剛粉碎「四人幫」,中國正逢改革開放之初,亟需強化一種民族精神,增強民族凝聚力。』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中央人民廣播電臺記者王延輝說,當時他還是國家男排的一名運動員,有更深切的感受。
這種背景下,中國女排恰逢其時地成為了新時代的英雄,和改革陣地上迎風招展的旗幟。
郎平:打球成了國家大事
每逢女排的重大比賽,整個國家都似乎停滯了下來,全都守在電視機前
在政府和媒體的引導下,全國各行業掀起了學習女排的熱潮。
『每逢重大比賽,整個國家都似乎停滯了下來——學校停課、工廠停工,全都守在僅有的幾臺電視機前。』新華社的老排球記者曲北林回憶到。
學校、工廠、街道上,則寫滿了『學習女排精神』的標語;一位河北廊坊的小學生,至今還保留著《向女排大姐姐學習》的日記。而據魯光介紹,中國女排拿冠軍後曾到北大舉行過一次見面會。她們人未到,人群已經從大禮堂門口蜿蜒到校門口外數百米。原定在禮堂舉行的活動,由於觀眾過多,不得不改到了體育館裡舉行。熱情的人流中,有『天安門城牆』之稱的攔網高手周曉蘭被卷到了未名湖旁邊,然後被高高拋起。
作為袁偉民的助手,鄧若曾當時還負責處理來信。一位參加對越反擊戰的戰士寄來了一個滿是彈洞的鋼盔;一位青年則寄來了他的血書。女排奪冠時已是初冬,湖北的漁民冒著嚴寒,從池塘裡撈了一條兩斤多的武昌魚,聯系空軍連夜空運到隊裡。
到了後期,媒體開始大力宣傳『學習女排要落到行動上來』。諸如『某工廠女工看了女排的事跡之後,每天早來晚走,精心操作,班產量天天超額完成計劃』;『某煤礦工人看完女排比賽之後,自覺加義務班,日日超產』等。為此,《人民日報》還開闢了『學女排,見行動』的專欄。
『我扣球的形象都上了郵票,女排的集體照做在了日歷上,還有紀念幣、紀念章,像民族英雄一樣。』郎平的自傳《激情歲月》這樣描述那時的情形,『逼著你只能上不能下,打球已經完全不是我們自己個人的事情、個人的行為,而是國家大事。我自己都不屬於自己,女排是一面旗幟⋯⋯女排的氣勢,振興了一個時代,她是80年代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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