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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約
慘禍,總有根源;事故,總有警醒。反思體制、豪賭奧運、聯賽水平、青少年人口SOS等四個層面之禍,目的是不荒廢又一個4年,不至於在4年之後又出一個『世界杯事故』。
足協只是執行機構在現行的體制下,包括選帥等一系列重大決策上,中國足協其實只是上級單位的執行機構。在中超聯賽是否南北分區的問題上,謝亞龍就曾經對足協的官員說:『沒有辦法,我們只是一個執行機構。』因此,談到體制問題,中國足協在諸多大事上並沒有決定權,不管體制有多大的弊端,都是冰冷的。
中國足壇名宿金志揚告訴記者,對於中國隊本次世界杯預選賽慘敗的問題,他不想多說什麼,因為兵敗之後大家都處於一種極度的浮躁之中。不過,對於國家隊兵敗的根源,金指稱是多方位的,當然也有體制方面的。『現在還沒有到我考慮那些具體問題的時候,兵敗之後大家還很浮躁,這時候指責和謾罵都不會有什麼好處。我們需要大家冷靜下來之後好好總結反思一下,總結出一些對中國足球發展真正有益的東西,也就是不要重復歷史錯誤。為什麼總是重復歷史錯誤,怎樣避免重復歷史性的錯誤,纔是我們總結的重點。關於體制的問題,是一個很大的方面,體制的問題解決起來也很困難。因此,我說中國隊兵敗並不是一兩個人的問題,而是體制和體系的問題。比如,選帥主要就是體制問題,中國足協也沒有最終的決定權,他們只是總局的一個執行機構。因此,總結需要冷靜,只有冷靜下來,纔能在現有體制下解決我們存在的一些問題。』
體制的問題,的確不是一兩個人能夠解決好的,中國足協也無法解決體制的問題。中國足協前聯賽部主任郎效農告訴記者,在中國隊兵敗的前提下,像體制這樣大的背景肯定有負面的因素,但是這個因素涉及的面的確太大,並不是中國隊兵敗的主導因素。『關於體制的問題,涉及面的確太大了,一般情況下我們是很難解決這些問題的。非要說有沒有關系,那肯定是有關系的。實際上,我們現在要總結的是,在體制無法改變的情況下,能否把工作做好。比如,現有的國家隊在現有體制下,是否真正發揮出了我們的水平,是否真正打出了應該打出的水平,恐怕這纔是中國隊兵敗之後最需要具體總結的地方。如果非要說體制的問題,那就是在一些事情上,足協的高層沒有必要凡事都要去上級匯報,因為特別具體的事情,上級應該是沒有精力去管的,只要足協自己管好就行了。』
而中國足協的一名中層乾部直言不諱地說,『從體制的角度講,中國足協的確類似上級的一個執行機構,在這種前提下,謝亞龍為首的足協領導,應該更聰明地做事,即不要凡事都到總局去匯報去請示。什麼事情都到總局去匯報去請示,肯定會失去哪怕最起碼的自主權。體制是死的,人是活的。如果非要說體制之禍,就是謝亞龍們也把中國足協當作了上級的一個執行機構,從而導致諸如選帥這樣的具體事情也可能違背足球規律。說白了,領導把自己當成了上級的辦公室辦事員,這纔是足協領導決策總是違背規律的原因。』
該中層官員也告訴記者,總局領導更多的時候是讓足協自己拿主意,然後由總局批復,這是現行體制的要求。但是,足協領導大多數時候都是先到上級領導那裡去匯報,從領導的指示中去把脈,然後做出決定。『比如上次選帥,領導到總局那裡去匯報,非要聽領導的指示,然後根據領導的精神去選帥,結果選到的人選就很難是大家都認可的人。這個和體制有關,但是在體制無法改變的情況下,更與中國足協領導的思維有關。』
豪賭奧運貽誤國家隊豪賭奧運會,由於08北京奧運會在家門口召開,謝亞龍在國奧隊和國家隊的問題上變得猶豫,最終讓國奧隊征戰奧運會超越世界杯,給中國足球釀成了不可挽回的損失。
金志揚告訴記者,『中國足協的領導在任,都會重視奧運戰略,這是他們職責范圍內的事情。我並不反對重視奧運戰略,特別是北京奧運會在家門口舉行,國奧隊也必須打好奧運會比賽纔行,關鍵是要處理好奧運會和世界杯的關系。在足球界,奧運會足球並不是最高賽事,只有世界杯纔是最高賽事,對一個國家足球的影響也最大。在強調奧運戰略的同時,一定要首先打好世界杯。否則,世界杯的失利,對中國足球的負面影響太大。』
在2005年的時候,金志揚和其他元老曾經支持中國足協的『大國家隊計劃』,即由國奧隊和國家隊的各主要球員組成一支大國家隊去打各種大賽,最終為世界杯和奧運會做好准備。『亞洲杯預選賽的時候,我支持多用老隊員,目的就是為了確保進軍亞洲杯決賽圈。進了決賽圈之後,我主張多用08國奧隊的球員,給他們鍛煉和成熟的機會。但是,這不等於就完全給國奧隊球員征戰任何大賽的機會,因為世界杯還是要靠球員的能力與經驗。因此,在錯過了大國家隊組建的最好時機之後,我們在2006年提出了兩條腿走路的計劃,就是因為世界杯對中國足球的影響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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