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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7點,出完歐洲杯日報身心俱疲地回家。推開門,習慣早起的父親正端坐桌前,一邊啃著一塊面包,一邊在讀早上送來的日報。見我進門,一改往日慈祥,滿臉懮慮地吐出三個字:怎麼了?
這三個字,對於一路上還在痛苦地回想著頭天晚上中國隊輸球的我來說,足夠振聾發聵。當年力排眾議,堅持讓我在高考前仍然參加市足球賽的父親,如今早已把他對這項運動的喜愛,融入到對他兒子職業的關注當中來。年逾古稀的他,除了真心想再看到中國足球打進世界杯,更重要的是,他很清楚,痛罵與批判,絕不是像他兒子這樣的從業者,所願意選擇的工作方式。
怎麼了?父親用不可能再簡單的語言,把這個讓我們無數人百轉千回,卻始終難以自拔的問題,再一次擺到了我的面前。這是我們的功課,並且是唯一的功課。
計劃經濟時期的市場棄兒
我的一位叔叔輩的老工人,用他一輩子的經歷證明了一個道理,在中國,千萬不要去幻想體制外的特殊待遇。
我絲毫不想去批判體制,恰恰相反,在我明白了體制對於中國一切事物的巨大決定力後,纔開始對中國足球變得不那麼憤怒。這位叔叔育有三子,巨大的生活壓力,迫使他早年便開始頻繁南下廣州,憑著幾個朋友的關系搗騰起電子表、計算器之類的小玩意,但在當年,他的這種致富行為在法律上有明文規定,可以稱之為『投機倒把罪』。結果三個月後,他被單位除名,據說還是單位領導念其家庭原因,幫他網開一面。此後他如何養家糊口我並不清楚,但後來聽說,在徹底放開市場的中國,明確從法律上取消了『投機倒把罪』後,這位叔叔經過一再求證政策的可靠性,又重操舊業,南下廣州倒騰起了服裝,如今老來卻有了數百萬身家。
事實上,在中國演繹著無數這樣的傳奇,溫州的機電大王鄭元忠,當年便曾因『投機倒把罪』被關進去100多天,但現在卻被評為改革開放十大風雲人物。只不過,卻很少有人用這樣的道理來解釋中國足球的不堪。我想說的是,這其實纔是中國足球十數年來所謂職業化的『原問題』。在這個過程當中,自然沒有人給中國足球定一個『投機倒把罪』,但它卻注定是一個被拎到整個中國體育計劃體制模式之外的『怪胎』,或是異端。
中國體育傳媒多年來一直試圖抨擊這種遠遠落後於經濟發展狀況的體育模式,殊不知,在中國體育以政治功能掛帥的年代裡,計劃體制必然有其存在的理由,並且富於政策依據性。飽受折磨的只是中國足球,因為中國體育必將向真正的市場體制過渡,所以足球先於舉國體制而成為一塊試驗田。但這卻是一塊缺乏政策護航、由其自生自滅的試驗田。更重要的是,它『試驗』的時間越長,明白的道理越多,受到大環境的制約就會越強。不久前在廣州偶遇中國足協副主席南勇,便聽他說了這樣一句最無奈的真心話:『難道我們搞了這麼多年,就真的一點都不懂得足球規律?就算退一萬步講,擺著那麼多先進經驗在面前,我們不傻,難道就一點都學不來?可是,是不是所有符合規律的想法就可以得到實現呢?』
『越來越明白』的南勇,早已不復當年初到足協時的意氣風發,即使是親自參與了2001年世界杯出線的他,也不得不承認,那與其說是多年衝擊的回報,還不如說是徹底掉入谷底前的回光返照。那之後,從2004年11·17到2008年6·7,整整3年零7個月,是中國足球最黑暗也最荒唐的歲月,如果說過去我們還有無數只差一步到羅馬的故事,現在,我們已經連續被拒於十強賽的門外。而恰恰是在職業化開始前的1993年施拉普納時期,我們同樣折戟於小組賽,職業化,怎麼就越搞越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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