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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超梯隊建設還算完整,主要是得益於2003年制定的『中超准入制度』。當時,以郎效農為首的中超改革家,力主必須達到准入制度的要求,纔能進入中超聯賽。正是因為這些強制措施,當時包括金德在內的14個中超俱樂部,以最快的速度購買了二線、三線和四線梯隊,並一直保持至今。
根據記者的調查結果,16支中超俱樂部梯隊分布情況如下:山東魯能擁有全國最好的濰坊足校,這是梯隊的大本營,大約有400名學員,梯隊有二線、三線、四線、五線,甚至還能組織出六線隊,納入魯能俱樂部梯隊的人數在140人左右;天津泰達梯隊建設比較完善,二線、三線、四線、五線梯隊健全,五線隊實行走訓制,六線隊曾經大力籌建,也有20名左右的小球員,梯隊總人數大約在150人;長春亞泰隊二線、三線、四線梯隊健全,全部人數大約有90人;浙江綠城二線、三線、四線隊正式存在,五線隊也有不少球員,總人數在100人左右。
遼寧和大連的二、三、四線隊總人數都在110人左右,實德俱樂部還和東北路小學合作,長期從那裡購買球員,實際上實德的梯隊和准梯隊人數達到200人。
青島、西安、廣州、北京國安、深圳、長沙金德、武漢等隊伍三線隊伍都健全,人數各自在90人左右;成都謝菲聯的梯隊增加至五線隊,球隊人數大約在110人;廣州隊此前在向中國足協申報的時候,U17和U15梯隊的人數都在30人左右,三支隊伍的數量在95人左右。比較意外的是上海申花,老板朱駿居然解散了預備隊,縮小三線、四線隊的規模,人數大約在50人左右。
上述所有俱樂部梯隊的人數加上各自足校的青少年足球人口,總人數在2100人左右,這是職業俱樂部所能做出的最大貢獻。朱駿說,職業俱樂部很難培養青少年,所以解散了預備隊。同樣,其他俱樂部的觀點也是如此,因為那是社會或者中國足協的責任。
一個嚴峻的事實是,大多數俱樂部的梯隊當中,似乎當地人口很少,大多還是從那些足球相對發達的地區去找,比如從武漢、大連、遼寧等地方買。即使魯能足校,外地的學員也是比例很大。北京國安的二線隊有50%來自外地,三線和四線隊則超過了70%。
如此嚴峻的形勢,國家體育總局高層也非產關注。在2月份的東亞四強賽期間,總局領導就要求中國足協在調研的基礎上,拿出切實可行的青少年足球發展方案,充分發揮地方體育系統的作用。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足協纔有了目前的全國7大區、39個省市的調研,目的就是『讓足球回歸體育系統,依靠舉國體制,大力發展青少年足球』。社會辦足球學校從4200所直線下滑到現在的38所,證明依靠市場根本行不通。現在的路子就是『依靠政府,依托社會和市場』。
不過,在經過14年的職業化改革以後,地方體育系統的業餘體校、運動學校,幾乎都砍掉了足球項目,重新拾起的難度很大。在調研過程中,那些足球落後甚至比較貧窮的地區體育局的領導就表示,全運會和城運會都是『金牌戰略』,搞足球還不如花100萬甚至200萬買一個能夠拿金牌的運動員。因為,搞足球每年一支隊伍至少投入150萬,4支隊伍就是600萬,4年就是2400萬,花費巨大還不一定有成績。
如何改變一些體育局的金牌思維,或者讓他們在看重金牌的同時也重視足球?這已經不是中國足協所能做到的,必須通過總局,聯合教育系統,甚至更高層來協調和解決這個問題。
因為,如果沒有總局和教育部的紅頭文件,體育局在審批資金上存在較大困難,而且足球還是很難真正走入學校,足球人口的提昇還是非常困難。
最主要的是,就是像日本那樣,由教育部門直接將足球納入到教學大綱當中。一旦中國足協確定了方針政策,比如把足球放到校園,那麼發展規模相當可觀。以廣州一個城市為例:中學400所,小學1000所,每所學校按400人計算,一個廣州市的青少年足球人口就是56萬,推及到全國,數字非常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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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不重視,誰弄也沒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