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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1月的最後一天,記者前後換了三次車,輾轉來到中國香港隊的訓練基地馬鞍山體育館,但在人群中沒有找到周蜜的身影。『周蜜這兩天放假了,她和北京的男朋友平時聚少離多,既然人家專程到香港來了,就讓周蜜休息幾天。況且這兩天整個隊伍也是恢復調整。』中國香港隊總教練陳智纔強調,『這並不是對老隊員的特殊照顧,而是人性化的管理理念使然。』
陳智纔說,人性化管理最重要的體現是政府、羽毛球
總會不會給隊員施加太大的壓力。
但不可否認的是,『沒有太大外在壓力』這枚硬幣的另一面,寫著的卻是『不會極度重視』。男隊主教練劉志恆說了一個大概的數字,『政府一年給羽毛球的預算大約是兩千萬港幣,但這其中給精英運動員(中國香港隊的職業選手)的部分只有900萬。大部分的撥款都用在全民體育、用在場館等基礎設施的建設上了。』
陳智纔則喜歡用『大象的腿』和『蚊子的腿』來比喻內地與香港在專業隊經費方面的差距。這條『蚊子的腿』有多細?陳智纔說:『我們一年的比賽經費是一百萬。』因此在去年6月的格拉斯哥,記者在蘇迪曼杯的報名名單上沒有看到陳智纔的名字,詢問之下被告知『為了節約人頭費,總教練不來了』;因此每一次出國比賽,中國香港隊都會在組委會提供的不同檔次酒店中挑選性價比最高的;因此中國香港隊的隊員比其他國家的隊員累積了更多的飛行距離,很簡單,直飛機票往往不打折,他們需要坐時間長但更便宜的航班。
如果說經費的不足還能通過『省吃儉用』來緩解,對於中國香港隊而言,面臨的最大困難其實是後備力量的匱乏。根據中國香港的法律,要想成為職業運動員,必須念完中學六年級,並且取得家長的同意。中六畢業,意味著你很難苛求此前一周只能練兩三次的小隊員打下紮實的基本功,而家長那一關更是難過。『香港的大部分家長都認為搞體育並不是一條必勝的道路,而念大學纔是一條必勝的路。因為當運動員,世界排名第一只有那麼一個,家長認為難度太大,大學則不然,對於大多數人來說畢業不是問題。』除了這種現實的考慮之外,陳智纔認為這還和香港人對於體育的根深蒂固的觀念有關:『在廣東話裡,把運動員叫做「波牛」,什麼意思?他的潛臺詞就是四肢發達,頭腦簡單。因此,體育只不過是人們茶餘飯後的娛樂,並不是一種出色的職業。』陳智纔希望,未來的社會中,除了有律師、醫師、教師之外還能有另一類人,他們的名字叫做『體育師』。
陳智纔的希望慢慢有了曙光。去年7月1日,香港特區政府公布的社會各界人士授勛名單裡,因為弟子王晨、葉姵延在多哈亞運會上的出色表演,陳智纔獲頒銅紫荊勛章。尤其是葉姵延的出現,讓很多家長對羽毛球的認識改觀,他們發現,只要肯努力付出,也可以成為世界級的球員。
王晨和葉姵延,一個是從內地赴港發展,一個是土生土長的本地人。2006年的多哈亞運會上,她們一起站在了女子單打的領獎臺上,王晨在最高的臺階,葉姵延矮了一級。
不過,葉姵延不會妒嫉這樣的場面;不會介意人們總是把王晨的名字放在她的前面;也不會因為王晨在2005年被香港民眾選為最受歡迎的運動員而自己卻榜上無名感到不服氣。她說從來沒有想過『王晨來了搶了她的位置』之類的問題。
事實也確實如此。當王晨加盟中國香港隊的時候,葉姵延還不過是一個青年隊中並不算太突出的小球員。而當『黑妹』被提拔進入成年隊之後,王晨對於她而言完全算得上是一位良師益友。
葉姵延的勤奮在中國香港隊中是首屈一指的。總教練陳智纔說她在青年隊的時候,『差不多每天都可以把床搬到訓練場上了。』去年11月中國公開賽期間的某一天,在大巴車上和朋友聊天的王晨笑著說:『黑妹好像每天都練不夠,下午訓練結束了,她還要一個人去跑步
機上狂跑兩個小時。』
但剛開始的時候王晨並不會對葉姵延笑。『當時真的有點怕她。感覺她好嚴肅,不怎麼笑,訓練非常非常認真。』不過這種情況並沒有持續很久,因為葉姵延在訓練中也一樣玩命。
葉姵延說王晨是這樣一種人:『如果她也覺得你是真正喜歡羽毛球,真正想要打好羽毛球,她會毫無保留地幫助你。現在出國比賽,她都會主動幫我分析錄像,提醒技戰術方面的環節。』
去年年初,中國香港隊搬進馬鞍山訓練基地。因為是新年,同時也是喬遷之喜,中國香港隊舉行了祭祖儀式,其中周蜜手持香火的一幕最為搶鏡。很多人認為周蜜的到來會打破王晨和葉姵延之間的那種甜蜜。
因為對於香港隊而言,拿滿北京奧運會
的三個參賽名額幾乎不可能,實際的情況是王晨、周蜜、葉姵延三個人中間只有兩個人最終能出現在2008年的舞臺上。
思緒似乎太飄忽了,讓我們再回到去年11月最後一天的那個中午,馬鞍山體育館,中國香港羽毛球隊新的訓練基地。
跨步,網前搓球,迅速後退,躍起劈殺對角線,得分。打出這樣的好球時,陳梓嘉會握緊拳頭,舉起手臂為自己加油。17歲的陳梓嘉是香港本地的青少年冠軍,去年在廣州舉行的中國公開賽是她第一次參加世界羽聯超級賽。
一年之前,陳梓嘉還需要在學校和體育館兩頭跑。每周二、三、四,下午4點放學的她要急匆匆地往訓練場趕,因為她的訓練在6點開始,持續兩個小時。訓練結束後,她又得坐45分鍾的小巴回家,車費完全自理。
『很辛苦啊,這樣來回地趕。而且每天回家之後又很累,沒有什麼時間和精力來復習功課,更別提看電視以及其他娛樂活動了。』隨後陳梓嘉又補了一句,『這也沒有什麼不正常,其他人也都是這個樣子。』陳梓嘉和那些『其他人』都是中國香港羽毛球隊青年組的成員,在中六畢業轉入職業球員之前,他們都是在校學生。
去年6月,在家長同意的前提下,陳梓嘉正式退學進入中國香港隊。不過,她仍然沒有什麼時間用來娛樂,因為周一至周六都有訓練課,訓練課後她常會給自己的訓練『加餐』,『加餐』之後的她,已經累得不想再做任何其他事情了。盡管不用在學校和訓練館之間兩頭跑了,但新的問題隨之出現,『退了學打羽毛球,要是打不出以後的前程怎麼辦?看著兒時的同學紛紛大學畢業,而你有可能一事無成找不到安身立命的方法怎麼辦?』——諸如此類的問題在陳梓嘉看來都是不存在的偽命題,因此她的回答也很簡單:『因為喜歡,纔來打羽毛球。打不出來?那就再回去讀書嘍。』
『我為所有的運動員感到驕傲。我們的訓練條件實在是很差,還要承受來自家庭、朋友的巨大壓力,能夠在這麼差的環境中堅持,說明他們對羽毛球的熱愛已經達到了瘋狂的程度。』因此,陳智纔說『即便是再好的苗子,他也不會要求人家來練,除非是主動找過來。』
也因為如此,陳智纔覺得自己肩上的責任很重。
『沒有壓力,只有責任』這是陳智纔用來形容在香港執教羽毛球的境況。壓力來自外,責任發乎內。
『那麼多可愛的運動員拋棄了很多東西到你這邊來,如果不把他們教好你於心何忍?政府每年對羽毛球投入成千上百萬的經費,你所做的要對得起納稅人的每一分錢。既然你已經坐在總教練的位置上,你就必須對推動整個香港羽毛球運動的發展做出貢獻。』除了在訓練場和比賽場上全力付出之外,中國香港隊的隊員們還會每周輪流去社區、學校做表演,希望能夠有更多的市民愛上羽毛球這項運動,這其中也包括王晨、葉姵延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