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用福拉多的思路選人、訓練,用杜伊的思路指揮比賽,這不是『怪胎』是什麼?
●中國足協扯不下那層『面子』,導致國家隊這個『怪胎』從一開始就不可避免!
●正是中國足協高層指揮體系的混亂,中日之戰加劇了國足衍變成一個『怪胎』!
●面對中澳之戰,根本問題在於中國足協領導必須統一思想,國足中的主帥與執行教練統一思想,中方助理教練與管理人員必須與外教統一思想!
●足協、杜伊、福拉多和中方這四方的思想不統一,國足這個『怪胎』還將繼續下去,中澳之戰也就沒有希望!
0比1!中日之戰以中國隊的『完敗』而告終,十年『不勝日』的歷史依然在延續著!而更令人受刺激的是,日本隊主帥崗田武史在賽後稱『今天比賽比我預想的要贏得輕松,本來我以為會贏得很艱難!』難怪臨近比賽結束,全場球迷高喊『謝亞龍下課』、『國足解散』等口號來發泄心中的怨氣。
杜伊在錯誤的時間上錯『位』
中日之戰比賽後,我就注意到了這樣一個細節:之前一直在比賽中坐在替補席上一言不發的杜伊居然不是坐在教練席上,而是始終站在場邊,倒是福拉多不再像之前的比賽那樣直接進行指揮!從那一刻起,我就感覺到似乎發生了什麼。而在賽後新聞發布會上,福拉多在被問及緣何不像前幾場比賽那樣站立進行指揮、甚至到比賽後期更是坐了下來時,更是直言:『大家都知道我是執行教練!』這更激起了我的好奇心。等回到酒店了解完情況之後,我纔知道:杜伊在這場比賽之前已經被要求直接『上位』。杜伊在賽後也承認:因為這場比賽的特殊性,他臨時走到了前臺!於是,這場中日之戰也就成為了杜伊在國家隊中的『首秀』。
杜伊緣何被要求『上位』?我想,不用我多說,大家也都可以想象:如果不是中國足協的領導人直接發話,杜伊斷然是不會這麼去做的。這就好比在今年年初國足慘敗迪拜四國賽之後,杜伊本人曾希望提前從法國返回、直接提前介入國家隊的工作,但在足協領導的勸說下,杜伊纔不得不收回這樣的念頭,而且此後說話也顯得謹慎了很多。
不過,對於這樣的做法,我想說的是:杜伊『上位』得不是時候!何出此言?
因為曾跟過杜伊的國奧隊,也跟過福拉多的國家隊,因而對於兩支隊伍之間的訓練方式、訓練強度等還是比較清楚的,兩隊的差異也很清楚。最大的差異就在於:國奧隊的訓練節奏之快、強度之大要遠遠勝於國家隊!一個最簡單的事實就是:去年12月份,三名超齡球員李瑋鋒、杜震宇以及孫祥等曾先到國奧隊參加訓練與比賽,這幾名超齡球員普遍談到了一點,就是跟著國奧隊訓練『太累人』,訓練中的攻防轉換速度也很快!而且,他們還表示在跟完國奧隊的訓練之後再回到國家隊裡,體能肯定不會有問題。
盡管杜伊來到了國家隊,而且國足方面也在中伊之戰後表示:國家隊的訓練計劃、比賽指揮等由杜伊擬定、福拉多就是執行。但實際情況卻遠非如此!此番國足重新集中重慶後,杜伊指揮球隊進行了一趟訓練課,而且是按照自己的技戰術指導思想進行,但自那以後,也許是杜伊顧及福拉多的『面子』以及兄弟間的感情,還是讓福拉多指揮訓練,自己只是偶爾參與其中。
杜伊福拉多戰術思想差異甚大
中韓之戰中,中國隊排出了442的陣型。很多人都說,這是杜伊的戰術打法,實質卻不然。杜伊的442是中場菱形站位,而中韓之戰中的442卻是平行站位,這也就是為什麼中國隊在中韓之戰上半時如此被動的根本原因,因為兩名中場球員劉健和周海濱大部分時間裡都是在防守,使得兩名前鋒朱挺和曲波身後缺少銜接者。
只有中日之戰的442,纔是杜伊的真正戰術思想,即周海濱擔任防守型中場(後腰)、王棟擔任攻擊型中場(前腰),杜震宇和劉健擔任左、右兩個邊前衛。
於是,問題和矛盾也就由此而生:杜伊的這種戰術和體系在國家隊的訓練中從沒有練過。雖然這樣的中場菱形站位打法在1月27日中國隊與敘利亞隊的熱身賽中也曾采用過,但畢竟還不完全是杜伊所要求的那種戰術打法。而且,我們不能忽略這樣一個基本事實:日本隊的戰術素養在整個亞洲范圍內是遙遙領先的,敘利亞隊根本無法和日本隊在整體戰術方面相提並論。
在國奧隊,杜伊可以作出這樣的安排,因為在日常訓練中,國奧隊員們天天就是這樣練的。而且,在人員選擇、配備方面,杜伊也是按照這樣的戰術體系去挑選的。可是,國家隊的人員選拔是福拉多根據自己的戰術體系需要而進行的。用福拉多戰術體系下選拔出來的球員、按照福拉多戰術體系進行訓練,卻用杜伊的戰術思想進行比賽,這不是『怪胎』是什麼?
很多人都有這樣的感覺,即國足在上半時表現尚可,而到下半時,則完全是在『胡踢』!為什麼?一個原因在於國腳們上半時還有充沛的體能來支橕,而等下半時體能消耗殆盡之後,又何以來貫徹杜伊的這個戰術?想想國奧隊中超齡球員所說的『累』,就可以想象到國奧隊的體能儲備以及平時的訓練強度。再想想去年國足與科特布斯隊的比賽後,杜伊所說的『國家隊的訓練強度必須加大、訓練節奏必須要加快』,中日之戰下半時出現那種情況意外嗎?
中國足協領導人『心太急』
中韓之戰後,我寫了一篇題為《足協,請扯下『臉皮』讓福拉多退居二線!》的博客。之後,國足內部以及足協的不少人都對我說:『什麼事情都不能急,在中國,不管辦什麼事情都需要慢慢來!』我很理解這句話的含義。但我沒有想到的是,足協的某些人其實比我還著急。這不,中日之戰賽前就讓杜伊『上位』了!
要讓杜伊真正『上位』,首先就是要讓杜伊完全按照他的戰術體系與思想,選拔符合其要求的球員進入國家隊,然後按照他的戰術要求進行強化訓練!只有這樣,纔可能真正做到這一點。盡管杜伊和福拉多同是塞爾維亞教練,而且也都出身於紅星隊,屬於『兄弟』關系、相互照應。但是,事實和實踐已經明確告訴我們:杜伊和福拉多兩人之間的戰術思想差異太大,選拔球員的標准和要求也相去甚遠!
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在召入的多名國奧隊隊員中,最能夠體現杜伊戰術思想、也最受杜伊喜歡的,恐怕要算沈龍元了。但在最終提交23人名單時,沈龍元並不在名單中,很重要一點,就是杜伊要給福拉多『面子』。在中日之戰中,劉健依然出現在首發陣容中,改任右前衛。但在杜伊的戰術體系中,右前衛應該是邊路突破、完成傳中、為中路球員創造得分機會的,但劉健沒有一次右路的突破與傳中,倒是張帥在上半時傳中不少,而當日本隊有針對性地遏制張帥之後,中國隊的右路幾乎癱瘓了。直至蒿俊閩登場之後,纔有過兩次傳中!假如(這樣的假設毫無意義)是沈龍元而不是劉健出現在中日之戰中,中國隊的右路會是怎樣的情況?
所以,為什麼我說杜伊是『在錯誤的時機與場合』『上錯了位』?進而,我們也就不難看出關鍵還是在於我們的領導『心太急』,把問題想得太簡單了。杜伊真正『上位』,其實應該是在東亞四強賽之後,屆時,國足肯定要公布集訓名單,准備3月1日開始的昆明集訓。那時,正好是一次很好的機會,即杜伊根據自己的戰術思想和體系,大范圍地選拔符合自己戰術思想的球員,然後再到昆明按照這個戰術思想進行訓練,並最終走向前臺、全面指揮比賽!
國足最需要的是統一思想
可以這麼說,『國足』這個『怪胎』在中日之戰中得到了更進一步的真實體現,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是完全暴露在眾人面前。但中國足協礙於『面子』,遲遲不願意扯下那塊『遮羞布』。當然,我也很理解中國足協眼下的難處,就是與福拉多之間所簽訂的合同——合同中清楚地寫著國家隊的第一責任人是就是福拉多!
我還是那句話,就是現在已經不是什麼『面子』與否的問題了,經過這麼長時間的實踐,足協明明知道:如果國足還是繼續這樣下去,世界杯預選賽小組賽出線的可能性很少或者說根本沒有可能的,否則也不會這麼急著就把杜伊推上前臺!既然已經知道可能性很小,緣何還要考慮那個『面子』、讓國足這個『怪胎』繼續生存下去?
中韓之戰、中日之戰失利之後,其實真正可怕的在於讓國腳們好不容易通過中伊之戰樹立起來的那麼一點點可憐的自信心再一次遭到沈重打擊,使得整個外圍的輿論界重新回到中伊之戰賽前那種消極、悲觀的狀況之中!
距離中澳之戰還有30多天的時間,和迎戰伊拉克隊一樣,這麼長的時間,對於准備一場比賽(而不是像亞洲杯這樣的錦標賽),應該說是時間足夠了!現在的關鍵問題在於:中國足協的領導們能否首先統一思想?而杜伊和福拉多兩人之間能否真正統一思想、真正體現出『兄弟連』的情誼?進而,中方能夠和外教之間真正統一思想?
否則,國家隊這個『怪胎』根本就不可能在3.26昆明之戰中創造出奇跡!(馬德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