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罵多了足協也沒意思,今天的聊齋我打算扯點歷史的淡。
眾所周知,中國歷史上有兩大千古難題,一個是為什麼繁華的宋朝會被蒙古所滅,另一個就是中國足球為什麼死活扶不上牆。第二個問題難度太大,社科院那麼多專家見了都繞著走,沒人敢接手;而相對容易一點的第一個難題,我在看錢穆先生著作時終於想通了。
說起宋朝經濟社會的發達程度,至今仍叫人咋舌,具體的情況參見宋朝紀錄片運動的先鋒導演張擇端(不是著名裁判張業端)的著名作品《清明上河圖》,以及南宋丐幫臨安分舵七袋弟子周密的回憶錄《武林舊事》,這裡我就不贅述了。但是這麼強盛的宋朝為什麼國防松松垮垮如中國隊的後防線呢?最近看錢穆先生的《中國歷代政治得失》,終於知道答案了———宋朝之亡,在於沒有足夠的馬。
在冷兵器時代,騎兵是頭等重要的機動力量,就相當於二戰時的摩托化步兵師,伊拉克戰爭中的美軍101空降師。但是中國產馬的兩個地區薊北和河套地區都不在宋境之內,這就好比中國人體質天生不如歐洲人,先天就存在不足。宋朝政府也想過要養馬,一核算成本,養一匹馬所需的土地,用來種田可以養活二十五人,又不肯乾了;這就好像現在建一塊足球場的地皮,用來蓋樓盤的話利潤相差幾千萬,所以各地政府都不肯建足球場一樣。王安石變法時出臺了一個政策,讓民間到政府領馬養,平時可以乾農活,戰時還給政府,馬匹死了要賠償。農民起初也很樂意。但是這個政策到後來還是黃了。原因錢穆先生說了一些,但據我考證,最主要的原因是出在辦事的人身上。
北宋的官和吏不同,對於官,政府是高薪養廉,但是具體辦事的吏,卻沒有晉昇機會,而且收入很低;這樣他們自然要去克扣百姓,政府不給加薪,也只好睜一眼閉一眼當沒看見。馬在溫濕地區不好養,容易生病死亡,馬死了要賠錢,該怎麼賠是小吏說了算。這裡面的花頭就大了,不給他好處的話,他能把夏利說成法拉利,讓你傾家蕩產。這麼一來老百姓都不願意養馬了,政府卻要攤派,於是就變成弊政。
唐朝貞觀年間,國家共有馬匹80萬,而到郭靖楊康出生前,全國只有馬匹2萬匹,還盡是老弱病殘。而蒙古精銳部隊據說逢大戰一人要帶8匹馬,長途奔襲時馬跑倦了就換,人不下鞍,這仗自然沒法打了。
其實這個問題也不是沒辦法,我看只要給基層公務員加薪,同時嚴加管制,養馬的問題就解決了一大半,王安石錯就錯在沒搞行政事業單位體制改革。你看,這個繁華的朝代就毀在基層公務員的工資上,這真是歷史的吊詭。
王小波極其崇拜法國歷史年鑒學派的《15?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這書裡頭的食物史觀非常有趣:中國人對科技進步興趣不大,是因為人口太多勞動力太便宜,而勞動力太便宜是因為稻谷產量太高;而西方人因為以肉食為主,牛羊產量低導致勞動力昂貴,只好去琢磨使用機器,工業革命就這麼產生了。
這種史觀讓我想起了閻世鐸。還在中青隊打阿根廷的時候,他老人家去阿根廷考察,回來說阿根廷人一年吃的牛肉是中國人的若乾倍,所以中國人難以踢好足球。平心而論,這話說得真是沒錯。不過,前幾天我在《經濟學人》上看到一個數據:2007年,中國人平均一年要比1985年多吃30公斤肉。1985年中國足球有過著名的5·19,而2007年中國隊照樣亞洲杯小組賽都沒出線。為什麼過了22年,每個人多吃了這麼多肉還是踢不好足球?這個問題,不知道閻世鐸主席並謝亞龍主席能不能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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