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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隊一回國,就發生了7名隊員被調整出隊的事情。當謝亞龍被問起對這件事的態度時,謝亞龍半開玩笑地說了一句,『你們是不是就想問,調整這7個人是不是我的意思?』
『我一直在國奧隊這邊,國家隊的人員調整也是他們決定之後告訴我的,對此我表示認可就可以了。』謝亞龍接著表示,『人員調整的問題是主教練的權力,我的權力是在主教練拿出方案後,認可這個方案。一般來說,我們不會進行否定。當然,有的時候有不同的意見,我們也會和他交換(意見),如果他接受我們的意見,我們再和他商量具體的內容。如果他認為就用這幾個人,就換這幾名隊員,就用這樣的戰術打比賽,我們也不會乾涉,因為這是個技術問題,而不是行政決策。』
謝亞龍還用這次國奧隊與國家隊之間的人員調配來補充說明。『國奧隊哪些隊員、哪天回去,都是杜伊和福拉多商量的結果,然後向我匯報。像人員調配、集訓安排、比賽對手等等,是個技術性的問題。行政方面可能有這樣那樣的原則,但技術方面就是教練說了算。關於這個人員的調配啊,集訓的安排啊,應該說我和南勇和兩位主教練在廣州、長沙、北京等地,都多次地交換了意見,多次策劃今年兩支隊伍分分合合之間的關系。』
在這個協調過程中,杜伊和福拉多以及足協官員也各自扮演好了自己的角色,『杜伊是總教練,他不是主教練,這支國家隊,福拉多是執行主教練,他是國家隊一切事務、技戰術、人員安排的最後決策者。當然,杜伊作為總教練要幫助、協助、關注這支國家隊的成長,關注國家隊的訓練、用人、技戰術安排。』
謝亞龍說,他在歐洲的這些天,每天和杜伊呆在一起,杜伊做了些什麼,謝亞龍都很清楚,『我知道杜伊和福拉多他們是經常交流的,甚至每天要通好幾個電話。杜伊把他的智慧,把他的經驗,把他的策略,把他的很多想法,跟福拉多交流,接受福拉多的諮詢。福拉多來依據實際情況作出最後的決定,杜伊不一定要親臨前線,他更多的是用他的智慧來影響這支隊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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