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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2日上午,中國反興奮劑中心在北京正式揭牌。19日,中心第一任主任杜利軍就一些值得關注的問題,接受了本刊記者的專訪。
《體育畫報》:在第三屆世界反興奮劑大會上,一向苛刻的世界反興奮劑機構主席龐德用了五分鍾對中國反興奮劑工作進行表揚。
杜利軍:我分別在2006年9月和2007年10月兩次接待龐德訪華。2006年他回去後,在國際上說了很多在我們看來難以接受的話,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這些話中,部分是有根據的,如中國政府應加強興奮劑藥品的市場監管,國外運動員在互聯網上就可以在中國采購到興奮劑及興奮劑原料在中國生產等問題。但他的有些論斷卻是戴著有色眼鏡的,比如指責中國政府是否重視反興奮劑工作,質疑檢測工作是不是嚴格按程序等,對此我感到很氣憤。我從2004年開始參與這個工作,我們是很嚴肅地來對待這些工作的。
2007年,中國奧委會反興奮劑委員會再次邀請龐德來訪,我們再次闡明了我們的立場、措施,如通過信息產業部進行互聯網上的監管,國家藥監局頒布了很多新的規定、條例、監管等。我們還請他觀看了反興奮劑實驗室。我感覺他本人的立場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體育畫報》:這一變化也有一半來自於這一年來你們的具體措施?
杜利軍:一,國務院專門成立了一個包括藥監局、海關、公安、體育總局等12個部委在內的反興奮劑工作協調小組;二,國家體育總局和各省市、各項目管理中心、運動隊、教練員和運動員,分級簽訂工作責任書;三,在本屆政府已經不批准成立司局級機構的情況下,國務院中央編制辦公室在2007年5月10日特例批准成立『中國反興奮劑中心』;四,我們圍繞高水平運動員進行的檢查和檢測已經有七八千例了,居世界前列。我們還派檢查官到周邊地區去執行WADA(世界反興奮劑協會)下達的興奮劑檢查和檢測任務。
《體育畫報》:除了檢測數量,檢測手段科學性方面的情況怎樣?
杜利軍:我們的實驗室1987年成立,1989年正式通過國際奧委會組織的資格考試。這個考試每年一次,由國際奧委會送10個樣品,在規定時間內判斷出有沒有興奮劑、哪種興奮劑、超不超標、陽性還是陰性。1999年世界反興奮劑機構成立以後,這次考試由一年一次改為一年4次,每次5個樣品,一年20例。從1989年考試到現在,在全世界34個實驗室中,我們的准確率居前列水平。
2008年,我們承擔4500例檢測,比雅典奧運會
增加20%到30%。到現在為止,我們日常差不多每月600到700例,2008年對我們是個考驗。
另外,世界反興奮劑機構公布的藥物清單每年都有增加,我們用3000多萬元購買最新的興奮劑檢測設備,同時,大力聘請國內外藥物檢測和分析專家,將人員從目前的20人增加到150人。我們保證:明年凡是國際奧委會有規定的違禁藥物,在我們這裡是不可能被放過去的。
《體育畫報》:應該說,和以前運動醫學研究所相比,中國反興奮劑中心更細、更專、更集中。
杜利軍:運動醫學研究所分三個方面:一是反興奮劑,二是國家隊運動營養膳食的科研保健工作,三是國家隊的醫療保障。興奮劑只是其中一個部分。現在的反興奮劑中心分六個處室,除兩個行政處室外,業務處室有原先的檢查和檢測,還增加了計劃處和宣傳教育處。
我們確實面臨很大的挑戰。在剛結束的武漢城市運動會,出現了兩例興奮劑陽性事件,一例是自行車,一例是武術,對我來說刺激很大,看來,興奮劑問題已經蔓延到了像青少年、學校體育、體育加試、體育院校及普通院校的招生等領域。
《體育畫報》:反興奮劑中心的任務是什麼?
杜利軍:總體目標是建立從預防到懲處使用興奮劑行為的一個綜合體系。我們的兩大任務:確保中國代表團乾乾淨淨參加2008年奧運會比賽;執行奧運會時的檢查任務。
《體育畫報》:作為檢測重點的劉翔,一年大概會接受多少次檢查?
杜利軍:國內、國際兩方面加起來,劉翔每年至少接受10次以上的檢查。今年我們的檢測數量是7500-8000例,其中賽場佔60%以上的力度。明年開始到奧運會之前會檢測8000例。
《體育畫報》:奧運會期間,非北京地區進行的比賽如何進行檢測?
杜利軍:針對騎師的檢查,由我們中心派人去香港取樣,然後將樣品送到北京檢測;針對馬匹的檢查,由奧組委安排,全部由香港奧馬委負責。另外青島的帆船賽由我們的檢查員去該地取樣,回到北京實驗室進行檢測。(奧運特刊實習記者 張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