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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建宏
1997年8月的某一天,我第一次走進大連金州體育場。因為要承辦當年的十強賽,這座剛剛落成的體育場開始受到廣泛的關注。
體育場場長非常熱情地接待了我們,除了敞開大門讓我們盡情拍攝,還特意找到當地電視臺,把航拍的素材也都交給了我們。從空中俯拍的鏡頭確實很壯觀。記得當時制作專題節目的時候,我寫下了一句今天聽起來有些矯情,卻在當時發自肺腑、熱情豪邁的解說詞:金州體育場就像一個藍色的聚寶盆,期望十強賽裡它能夠聚滿成千上萬中國球迷的歡樂。
後來的事情不必贅述。那支被許多人公認為史上最強的中國隊終於背著失敗者的名義進入了歷史。中國足球在金州也經歷了一個拐點,在一些人眼裡,從此每況愈下,高潮不再。而在我的眼裡,中國足球自此纔開始進入到一個苦苦摸索,不斷掙紮的階段。那是失敗帶來的必然反應,也是屢戰屢敗、屢敗屢戰的中國足球的求生本能。
戚務生之後,中國足球進入到教練員的洋務運動時代。霍頓、米盧、阿裡·漢先後入主國家隊,及至現在,杜伊以國奧主帥之名統管國字號三軍。雖然有朱廣滬的短暫復闢,卻終於擋不住外教的腳步。真正能夠帶領中國足球取得一點成績的也只有外籍教練。米盧帶隊衝進世界杯,克勞琛讓中國青年隊成功晉級世青賽8強。阿裡·漢雖然兵敗科威特,但他也有著亞洲杯亞軍的不錯成績單。杜伊雖然還沒有過人表現,但是他的隊伍是中國球迷喜歡的那個類型,你可以說他討巧,也可以說他真的有兩下子。
短時間裡,中國足球必須依靠外籍教練纔能獲得必須的先進知識和理念。短時間裡,中國教練也再難獲得來自公眾的信任和認同。
不僅國家隊是這樣,俱樂部的變化同樣說明了這個趨勢。戚務生雖然後來在甲A裡曾經樹立大旗,終於還是沒有堅持太久。以後,1997年國家隊教練組的那批人基本上都退出了主流江湖。金志揚、遲尚斌,曾經叱詫風雲,今天還是歸於平淡。
那一代球員,也基本上告別了球場。只有當時年齡尚小的孫繼海、李金羽、李鐵、李瑋峰等人堅持到了現在。不過這批人的發展軌跡,還是很能折射出中國足球這些年的進步和發展。范志毅、孫繼海、李鐵、李瑋峰先後去過英國。包括張恩華、馬明宇、黎兵等人也都有過短時間的赴歐洲發展經歷。這至少表明了,在我們的發展遇到瓶頸的時候,中國足球的確在不斷地尋找出路。
如同當年大清派出的幼童,我們也在試圖通過尋找一種方法或者理念救中國足球於水火之中。
幼童沒有成功,這些外教和外出球員也沒有成功。當我們面前的足球問題堆積如山的時候,我們總算開始承認中國足球面臨的其實是體制危機。這樣的危機絕不可能因為這樣的引進和輸出,就能找到合理解決的方案。
中國足球的矛盾和危機還在不斷加深,以至於今天的女足也要靠洋教練頂缸。在不斷的洋務運動之後,接下來的必然選擇就是對現有體制進行改革。
從10年前的金州出發,跋山涉水,中國足球還在路上。但指引他們前進的風向標已經發生了改變,我們依然沒有獲得理想中的勝利,卻看清了下一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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