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心取悅球迷，無心跟誰過不去，無心與後備爭鋒，更無奢望總局和足協能聽進去我的意見。退出江湖已有兩年了，以為真的金盆洗手，不再關注中國足球了，但是，18日晚，看到中國足球隊以0比3完敗給烏茲別克斯坦隊，創造了27年來亞洲杯小組賽折戟沈沙的壯舉之後，一股心火衝騰，如骨鯁在喉，不吐不快。這時，我意識到，我原本一直愛著中國足球。老百姓在網上把中國足球罵得淋漓痛快，其實這是忍受著極大屈辱的愛，俗話說得很好：『愛之深，責之切』。現如今，中國足球已輸得如光著屁股推磨——轉折圈兒的現眼了，如果再失去廣大球迷的愛，那中國足球就真該壽終正寢了。

　　在我27年的記者生涯中，中國足球似乎只有一個宿命，那便是失敗。除了米盧率隊殺入世界杯，圓了國人多年的夢想，讓老百姓開懷大笑了一次。可能是因為見不得老百姓高興，體育總局和中國足協在2002世界杯後，立即策劃了一場中國足球大反思，批判米盧的快樂足球。這種以德報怨的做法，著實不是中國人的傳統。想當年，劉備三顧茅廬，與諸葛亮簽了定鼎三分的合同。諸葛亮幫他完成了。後來諸葛亮六出祁山，出師未捷人先喪，可沒人搞大反思去批判諸葛亮的隆中對。反而1700多年來，人們世代懷念這位賢相。而今，中國足協與米盧簽了世界杯出線的合同，人家出色的完成了，率隊提前兩輪出現。可後來竟因為在世界杯上連敗三場，便大張罰撻。相比之下，總局與足協也太不厚道了。

　　如果說中國足球過去失敗，像年維泗、蘇永舜、高豐文、阿裡漢們的失敗，還多少有些悲壯，那麼，今天朱廣滬的失敗便毫無可取之處。

　　朱廣滬是個好人，待人寬厚，慈悲為懷，但好人不一定是好教練。記得朱廣滬上任不足一年，率國足到西班牙拉練，輸了個底兒掉後，2006年3月，足協召開了顧問會，為國家隊會診。一位足球前輩建議，別老在自己圈裡找毛病，應找媒體代表會會診。於是，國家隊管理部的幾位負責人忽然請我吃飯，讓我幫國家隊找找癥結所在。我直言不諱：『朱廣滬當不了國家隊主教練，他只適合當青年隊教練。他資歷不夠，氣場不足，無法將兵為帥。』

　　我與朱廣滬相識20年，他管理很人性。在球員中有足夠的凝聚力。但多謀寡斷，缺少霸氣，這是主帥之大忌。他指揮比賽、挑選隊員，謀劃陣容總是穩字當頭，注重防守。主張把拳頭縮回來再打出去纔有力量。聽起來似有道理，但辯證法的基本要求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如果是意大利隊，你可以這樣。但就中國隊而言，便謬之千裡了。中國隊除了身體條件在亞洲還算不錯不外，足球的技術、戰術幾乎要什麼沒什麼。如果再沒個節奏變化，便無從言勝。比如在前場丟球，就地反搶，這時，你距離對方球門大概只有20多米，距離短了，障礙少了，攻擊速度便快，節奏就突然變化，成功率便高了。相反，一丟球就龜縮半場，等人家攻過來再搶斷，即使搶下了球再發動進攻，距離都在70米，人家也從容退守，還有什麼勝率？一個人打架收拳再打是有力氣，但足球比賽是一個軍團作戰，難就難在既要統一戰術思路，又要張揚每個球員的個性，這種離心與向心的和諧是足球的哲學。朱廣滬顯然沒弄懂這一哲學。不是讓球員適應他臨機的戰術變化，便是讓球員踢他最別扭的位置，效果能好得了嗎？

　　俗話說：『江山易改，本性難移。』盡管朱廣滬有時也滿嘴豪言壯語，但一到啃節兒的時候，懦弱的本性就現了原形，求穩、怕輸便佔了上風。如果對伊朗一戰，他不換杜威，而是把董方卓換上，與韓鵬一起頂到鋒線，向對方施壓，伊朗人敢那樣肆無忌憚的進攻嗎？

　　反觀杜伊，他就是強調進攻、進攻、再進攻。戰術思路堅定統一，從不因對手而隨意改變。隊員在下邊練什麼，在場上就踢什麼。至於如何針對對手去變化，完全在臨場指揮上動腦筋，決不讓隊員感覺別扭。這樣即使輸球，也不窩囊。杜伊的這種理念，其實是大哲學理念。中國人常說：『光腳的不怕穿鞋的。』中國足球水平低，就該是個光腳的。反正自己什麼都沒有，見著任何對手就是一個拼字。用不著保守，因為你沒的可守。拼著拼著，拼出信心來，在統一的戰術體系裡，大膽的發揮自己的創造性，中國足球便有可能好好學習，天天向上了。

　　而朱廣滬最後一戰中，保守思想佔了上風。如果讓趙旭日上場與周海濱打雙後腰加強防守縱深，換下體力透支的邵佳一而不是董方卓。讓王棟打前腰，少費點力氣，多動點腦筋。把小董推到鋒線與韓鵬搭檔，對手的進攻還瀟灑的了嗎？

　　謝亞龍在中國隊完敗烏茲別克斯坦隊之後，向球員們贈了一首抗日名將吉鴻昌將軍的詩，詩曰：『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國破尚如此，我和惜此頭。』吉鴻昌將軍是著名的愛國將領，看到東三省因不抵抗政策而淪喪敵手後，忿滿胸懷，與馮玉祥、方振武等愛國將領組織了冀察抗日同盟軍，於1933年發動長城抗戰，吉將軍親手收復多倫。後加入中國共產黨。被蔣介石下令通緝，在天津被捕，臨行前，吉鴻昌踏著滿地白雪，用樹枝在雪地上寫下了上述詩篇，從容就義。

　　而今天，我們參加的不過是個亞洲杯，是一場足球游戲，沒有誰是民族敵人，也沒有亡國滅種的危脅。犯不上為了抗誰而死。吉鴻昌將軍在詩中說的『國破尚如此，我和惜此頭。』是指當時日本侵略，民族危亡在即，國土淪喪、山河破碎。所以將軍纔發此慨嘆，恨自己不能再殺敵報國。

　　而今天，我們的國家欣欣向榮，繁榮昌盛，國力日益強大，國際地位空前提高。全國人民在和諧氣氛中，滿懷熱情的建設小康。何來『國破尚如此』之說？如果說謝亞龍後來贈球員的那首唐詩：『勝負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辱是男兒，江東自古多纔俊，卷土重來未可知。』還比較靠譜。那麼『國破尚如此，我何惜此頭』之說便是風馬牛不相及了。

　　記得2000年悉尼奧運會時，中國健兒在賽場上敢打敢拼，勇猛自信，發揮出很高的水平。在漢城奧運會，在巴塞羅那，在亞特蘭大，中國健兒不那麼自信，思想包袱很重，不那麼放得開。與對手在同一水平線上，比賽中基本輸掉，有的甚至輸掉該贏的比賽。而在悉尼，中國人的自信從容，強烈的挑戰欲望和敢於放飛精神的表現，讓所有外國人感到：『中國人變了，變得強大起來了。』中國人的這種變化正是因為國家強大了，後盾堅強了，做為中國人，底氣足了。現如今，我們申奧成功，加入WTO，主持朝核六方會談，主持中非合作論壇。經濟繁榮，政通人和，何來國破之說？此為第一個讓人無法理解。

　　第二不解是什麼叫做『責任體系』？謝亞龍在中國隊被淘汰後，回答記者提問時說：『教練有教練的責任體系，隊員有隊員的責任體系，足協有足協的責任體系……』雲雲。

　　責任就是責任，何來體系之說？本來很簡單的事，非在故做深沈，弄得那麼復雜乾什麼？想當初，諸葛亮用錯了馬謖，丟失了街亭，導致北征失敗。諸葛亮斬馬謖，打王平，自貶三級，上表認罪。簡單明了，絕無推緌。並沒說馬稷有馬稷的責任體系，王平有王平的，我作為領導也有我的責任體系。

　　中國足協包括總局，歷來就不會認錯，總是站在政治高度上文過飾非，永遠能保持批評別人的權力。這是因為他們不懂什麼叫責任，更不懂什麼時候該負什麼責任，由誰來負責。這纔叫責任體系。

　　足球隊本就是一支戰斗隊，尤其是代表國家出征時，更該是一支軍旅。既是軍旅，就該有軍旅的責任體系。平時訓練有平時的責任制度，戰時有戰時的特殊責任制度。而中國足協卻無論大小比賽都要副主席帶隊；甚至大賽前的集訓也要副主席督軍。從選人到戰法，到陣容……無所不及。甚至出現過每天召集中方教練組開會而將外籍主教練置之門外的事情。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以致出現了領隊越權開除隊員，醉酒威脅隊員的事情。當這種事情引起輿論反響之後，謝主席還專門出面嚴正聲明，必須堅持隊委會領導下的主教練負責制。其無知與淺薄可見一斑。

　　早在2000多年前，漢朝人周亞夫明白：『介冑之士，不拜』，即身穿軍裝的人見著皇帝不行大禮。『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而這一責任體系一直沿用到今天，為各國軍旅所通用。即在球隊中，只聽主教練的，連皇上都不能乾擾主教練的決心。徜若到了戰時，權力更加集中，軍事長官的最高決策者。如野戰軍，平時司令，政委平級。一旦到了戰時，司令員便成了司令員兼政委。這是根據戰時情況瞬息萬變，需要當機立斷。決策的結果是勝是敗，責任清晰。

　　記得在二戰期間，伏羅希洛夫元帥任列寧格勒方面軍司令，有一次簽署命令，正趕上大本營代表什捷緬科前來尋視，伏羅希洛夫便請什捷緬科共同簽署。事後斯大林得知此事後，大罵什捷緬科，甚至兩年沒給他提昇軍銜。這就是因為該是誰的責任就是誰的責任。該誰負就得誰負。而我們的足協領導，從主教練選擇副手，到訓練安排，甚至戰術思想、陣容，沒有一樣不去乾預的。最典型的是戚務生時代足協替他安排了10名副手，隊員倒底聽誰的？一開會就是三個小時，出了問題倒底誰負責？碰到米盧、杜伊這樣有性格的主帥，可以說一句：『您的話我聽不懂，』而堅持自己的決策。而朱廣滬本來就優柔寡斷，您再橫加乾預，再胡出主意，他不亂纔怪呢！這纔是軍旅的責任體系。可惜，這幫人都沒當過兵，即使當過兵也沒經過戰爭。再不愛讀書，難免就孤陋寡聞。這倒也不算什麼，這年頭兒人都浮躁，念不進書的人多，但您別再拿無知當資本，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了，那還能有個好？

　　中國足協的第一個沒有，叫做沒有長遠規劃。自從王俊生接手足協，開始足球改革起，曾有過一個十年發展規劃。計劃中國國奧隊，1996年殺入奧運足球賽8強，中國足球隊1998年世界杯殺進世界標決賽圈，2002年世界杯進入世界杯16強。雄心壯志誠可貴，但缺乏科學依據，只有主觀願望。二是對職業足球改革，進入市場環境後，會發生哪些變化，遇到哪些困難缺少思想准備，致使這一豪壯的規劃成了人們的笑柄。但無論如何，還算是有了個十年規劃。

　　閆世鐸上臺後，把職業聯賽改了，把甲A改叫中超了。又提出了個設想，即2008北京奧運會上，男足進前八,女足進前四。新總局領導上任後，強化了奧運金牌戰略，甚至有人引用了老蔣當年在廬山發表的抗日言論：『只要戰端一開便人無分老幼，地無分南北，皆有抗戰守土之責。』改成了皆有摘金奪銀之責。中國足球本來就急功近利，領導給他們又加了個『更』字。於是又提出了新目標：『2008北京奧運，男、女足都進前四,力爭摘牌兒。』

　　這不叫規劃，叫聽喝，陳雲同志早就說過要『不唯書，不唯上，只唯實。』而中國足協的領導只會唯上，絕不唯實，或者叫不敢唯實。所謂規劃，是一件很嚴肅的事情。要有詳實的情報，科學的決策，嚴謹的調研，客觀的分析，在這些依據之上，制定出來的靠譜的、可行的，未來若乾發展的指導和目標。否則便是『鬼話』而不是『規劃』。

　　日本足球發展進步快，就是因為人家的規劃科學、客觀。當然，也不乏理想成分。日本足協最近出臺了一個五十年發展規劃。計劃在2050年時，世界杯在日本舉辦，日本隊在本土奪得冠軍。無論如何，日本隊在2002年殺入過世界杯16強，甭管規劃能否實現，人家總還是多少靠點譜。

　　第二個沒有叫做沒有風格設計。中國足球不重視風格設計，總是禿子當和尚，就和材料，打到哪兒算哪兒。要說當年維泗當足協主席時，對中國足球的戰術風格還是有追求的，認准了歐洲拉丁派的打法。因為這種打法比較適合中國人。中國球員在東亞比日本人高，比韓國人靈，追求歐洲拉丁派這種又講技術，又講整體的風格會見成效。老年之後的中國足協就亂了章法，今天請德國教練，明天請英國教練，後天請荷蘭教練，大後天又請塞爾維亞教練，整個一個驢唱歌——沒譜兒。

　　因為上述四個國家的足球風格炯異，無法沿襲發展。致使中國足球至今毫無章法可言，青年隊比賽我們是以大打小，虛報年齡。成年隊比賽，我們仍是以大打小。即用大個兒，打對手的小個兒。以致中國足球隊變成了中國頭球隊。一群大個傻跑，技術亂七八糟，風格找不著北，江河日下，到今天輸光拉倒。

　　反觀近鄰：日本明白自己弱勢，個子矮，身材不行，就決心發展技術足球流派，學巴西，學法國。不斷送孩子到巴西去，至今已有幾萬青少年在巴西學習足球。所以日本無論是少年隊，青年隊，成年隊，也無論誰當教練，風格打法都是一脈相承的。

　　韓國自從1982年新德裡亞運會上小組沒出線，足協便下決心，把青年隊推到一線，一氣請了24名德國教練，帶領各級國家隊和俱樂部隊。韓國人對自己也有清醒的認識，身材比日本人好，卻不如中國人。但自己韌勁強，作風硬，精神力強。於是專一學習德國足球的整體硬朗風格。一茬接一茬，全是同一打法，被人稱為亞洲的巴西隊。

　　日、朝兩國足球的發展，找到了適合自己的路，並都取得了成效，只有中國足球至今大夢不醒，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仍無緊迫感。

　　中國足協的第三個沒有叫做沒有良知。有一次去北體大辦事，一位校領導對我說：您退休了能否來北京體大教教書，帶帶碩士研究生。旁邊一位相熟的足球界人士開了句玩笑：XXX都能帶博士生，我這哥們兒比他水平不低吧！這看似玩笑，實際上包含著對中國足球領導的輕蔑。

　　所謂足協領導沒有良知，說的還是他們只唯上，不唯實的思想作風。2001年，沈祥福帶領的國奧隊開始了長期集訓備戰。由於隊員參加聯賽，非常疲勞，又有傷病。祥福制定的集訓計劃是用一周到十天，對隊員進行體檢，測試、治病、療傷，調整之後再逐漸上量。不料，總局領導發了話，批評足球隊訓練不遵從三從一大的原則，要求強化訓練時數，每周要訓練時數達到36小時以上。每天必須跑一萬米。另一位總局的高官更甚，要求向女排學習，每周練45小時。這本來是屁話。一周六天，按42小時算，每天7小時，等於每天踢四、五場足球，外帶一萬米跑。那還是人嗎？

　　這樣一個荒唐的指令，身為足球博士生導師的足協官員，作為國奧隊的團長，從業務角度上說，本該當抵制，因為總局領導不懂足球，說幾句胡話不算什麼，而你是懂足球業務的，應當知道這樣練是胡來，是不科學的，而主教練沈祥福的集訓計劃是正確的。再退一步講，你也可以陽奉陰為，對外行的總局領導的指示，不便硬頂，可以表示接受，具體訓練時，按照符合足球運動規律的方式去練也行。遺憾的是，這位博導，竟然一絲不苟地監督執行總局領導的指示。國奧隊球員的療傷調整全沒有了，立即投入大運動量訓練，聲稱有傷有病的跑不了，走也得給我走一萬米。

　　一周下來傷了若乾，半個月下來，全隊只剩11個人能堅持了。這位督軍大人競訓話表示決心：就是剩下3個人，也得堅持！難道他不知道足球是11個人打的比賽嗎？怎麼內行也說起屁話來了？

　　中國女籃請來法國人蓋當做體能教練，當他看到女籃每天訓練6小時以上，全隊基本都是傷員時，他拒絕工作。認為這不是訓練，是摧殘。而中國足協的領導，就可以魅著良心褻瀆科學，為了取悅領導而理直氣壯地摧殘著運動員。致使祥福的國奧隊，哪支曾經被某些媒體誇張地譽為『超白金一代』，在奧運預選賽中一敗涂地，未能出線。對於這種表現，雖是個別人，但卻影響極壞，犧牲中國足球的利益，犧牲運動員的身體，而去唯上，去取悅領導，難道不是沒有良知嗎？在近10年的足球徘徊過程中，這樣的事情不止一次。因為這有它的思想基礎。有他的作風傳統。否則，米盧的快樂足球為中國人圓了世界杯之夢，為什麼會橫遭批判呢？

　　中國足協在足球改革開放後，除了1993年大連棒錘島會議上提出了要建立100塊小足球場，建立160所重點足球小學的決定之外，此後的十幾年間，除了抓國字號隊伍之處，其餘的工作可稱為四個消極。即消極對待從娃娃抓起；消極對待普及足球人口的基礎建設；消極對抗市場經濟規律；消極對待媒體的監督。尤以謝掌門上臺以來，足協原有的新聞委員會就算下崗了。

　　在軍事學的辭典裡有句老兵的話：『一個炮彈坑裡不會落兩顆炮彈。在哲人辭典裡有先賢的一句話：『一個聰明人不會在一件事情上重復犯錯誤。而中國足球幾十年來卻一直在重復著同樣的錯誤，一直徘徊不前，甚至日益倒退。足球技戰術水平在倒退；市場化的職業足球改革在向計劃經濟倒退；足球的基礎在容易日益縮小；足協的領導水平也在日益倒退。因此，朱廣滬大可不必自責，因為在這樣的環境裡，您就算再有本事，也不可能有所作為。

　　中國足球的癥結其實很清楚，概括起來說，中國足球的部分決策者，不懂足球規律，不懂體育運動的規律。他們出臺的政令，采取的措施，不是從規律出發，而是從官本位的理念出發，因而多年來使得我們的足球業務從普及、選材、培養、競訓多個方面，形成了一個反科學的系統。而且積重難返，代代相承。這是因為他們沒把足球運動看成是老百姓喜歡的運動，只把足球當作自己的政績工程，急功近利，又屢戰屢敗。也因此，他們永遠不會客觀真切的總結反思。因為他們永遠不會否定自己。

　　癥結之二：是因為中國足協部分決策者，不懂市場經濟規律只尊重上級領導，不尊重市場規律。因此，對職業聯賽從理念、政策到行為方式上，從來是隨心所欲，想改就改。認為官多大本事就有多大，致使多年的職業聯賽斷斷續續，支離破碎。質量無法提高是肯定的，而且還因此影響了足球產業開發的正常進行。今天乞討，明天裸奔，而與他們同在一個總局領導下的中國籃協的領導，在籃球職業化改革中，CBA聯賽很少中斷。籃球市場開發上也保持了相對開明的做法，不懂市場不裝懂，請專家來開發，籃協配合，並創造條件。使得CBA聯賽幾年來搞得日益紅火，湧現出姚明、易建聯這樣的國際級球星。

　　聯賽是基礎，聯賽搞不好，中國足球水平沒法提高。群眾是基礎，沒有廣大的群眾底座，金字塔是壘不高的。足球人纔也成無源之水。近來，北京一些老足球教練在市政府的支持下，搞起了轟轟烈烈的『百姓足球』活動，把足球歸還百姓，讓百姓享受足球。這樣的活動堅持下去，十年、二十年，中國足球的普及便會有相當規模，足球人纔的湧現也纔會有旺盛的源泉。像德國，每到周末，全國各級各類足球比賽有25萬場之多，50萬只隊近千萬人在踢球。這樣龐大的基礎纔成就了德國足球的高水平。

　　總之，中國足球要想改變目前的局面，給老百姓帶來點歡樂，首先要尊重足球運動的規律；尊重市場經濟規律。二要遵重老百姓的權益，創造條件讓更多的人享受足球，參與足球。耐下心來，花大氣力從普及抓起，從娃娃抓起。三要尊重科學，不要只想著對上級頂禮膜拜，而要想科學頂禮膜拜。四要學會承認自己的錯誤，向真理低頭，向百姓認錯。否則，中國足球還不知道要去魔戒裡惡性循環多少年。老百姓不要急功近利，球迷不要急功近利，媒體同仁更不要急功近利！讓我們一起都耐得住寂寞，下得了恆心，堅持幾十年，中國足球一定會發展、進步。因為，社會宏觀形勢的改革進步，早晚有一天不能容忍中國足協拒絕改革，堅持錯誤的觀念與行為。到那時，他們想不改都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