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據記載,在中國最早發明『潛規則』的人,叫吳思。在他的論述中,『潛規則』是隱藏的規則,但這個規則卻在各個行業中發揮著巨大的能量。在吳思的描寫和論述中,『潛規則』通常被視為反面教材,是江湖險術,或小人之心。
中國足球也有『潛規則』。透過這個行業領域『潛規則』的顯微境,人們可以了解更多中國足球難以取得進步的原因。『潛規則』之所以被稱為『潛』,是因為它並不表現在光天化日之下,而是作用於陰暗的角落或不光彩的內心。就像社會上的教育亂收費、醫生收紅包、裝修換材料等已經被視為公害的『潛規則』一樣,中國足球國字號的『潛規則』,同樣面臨著人人喊打卻又人人無奈的尷尬形勢。
『潛規則』的實質是『黑規則』,因為它破壞了一種更大范圍內的公眾的利益,侵蝕著或者已經侵蝕了健全的機制與肌體,對中國足球有百害而無一利。『潛規則』的生成並非一朝一夕,它可以為圈內相當一部分人帶來利益或聲譽的增長點,可以滿足江湖中人畸形的霸權心理和炫耀心理。相反,它同時也損害了更大多數人的建立在公平公正基礎上的應得利益。『潛規則』對於奉公守法執行大眾規則、國家法規的人,是一種輕視與污辱。
『潛規則』之所以成為『規則』,是因為參與這個規則的人不是個體,不是少數,而是一個群體,是很多數。這也是『潛規則』令人生畏之處。
本報推出『潛規則橫行』專題之前,一家足球專業刊物也曾發表過題為『中國足球潛規則』的文章。這篇文章被某網站轉發後,一名叫『飛刀』的網友在跟貼中有這樣的一段話——『看了(這篇文章)之後,讓我覺得整個足壇沒一個好人……』
無論是國家隊還是地方隊的『潛規則』,都是毒瘤,會毀了中國足球。
國字號毒瘤:潛規則橫行?[好處費]
在中國國家級足球隊伍中,到底存在不存在『好處費』現象?這個話題一直被視為『敏感』而鮮有人觸及。2004年,就有南方媒體因爆出阿裡·哈恩及其助理教練存在『經濟問題』而遭到當事人的強烈反駁。
關於國家隊中『好處費』的現象,2004年12月出版的《足球周刊》有這樣的描寫——
許多人都希望貼一個體面的標簽,在商業社會裡,這個標簽也會成為牟取利益的資本。球員不需要像方鴻漸那樣買一個克萊登大學的學位證書,卻同樣需要一件金光閃閃的外衣。進入國家隊是眾多球員鍍金的最好選擇。
球員G是東部沿海某俱樂部的一個重量級球員,雖然有過多次入選國家隊的經歷,但始終無法得到重用。在世界杯即將開始前,外界傳言,在重新組建的國家隊集訓名單中,將不會再有G的名字。G自然知道自己實力上有些差距,但對他來說,畢竟世界杯是最後的機會,一方面,對他個人來說,能夠到世界杯上走走,不枉此生;從另一方面講,如果能夠代表國家隊打上世界杯的比賽,個人的行情必將看漲。
為保證自己在國家隊中能夠擁有一席之地,G找到了國家隊教練組一中方教練,拿出200萬重金轟炸。很快,那名中方教練拍了胸脯,『世界杯大名單中保證有你,並且能夠上場比賽。』當然,這名隊員並不是自己花錢搞定教練,而是通過一個和他關系密切的大莊,這個莊家在拿出200萬替G搞定事情的時候,連眉頭都不皺一下,他只是輕描淡寫地說,以後的比賽多幫忙照應一下兄弟就可以了。
在米盧的國家隊中,還有一名球員也是應該在被淘汰之列,但由於舉薦他的人與米盧關系很鐵,加上該球員很會做事,把好處早早送到了該送的地方。因此,在最後時刻,幾乎所有人都以為他要落選大名單時,他卻奇跡般地存留下來,而呼聲很高的李明卻不幸落選。難怪落選後的李明十分郁悶,氣憤地說,國家隊選人的標准根本不是按照實力來的,但在積極向上的主旋律下,李明的憤怒並沒有揭開冰山的一角。
阿裡·哈恩時代的國家隊,西南某俱樂部曾塞多名球員進入國家隊集訓,有些名字即使在許多足球記者聽來都有些陌生,但哈恩還是照單全收。東部沿海某俱樂部中的一名年輕球員也有過被哈恩征調入隊的經歷,後來有媒體質疑他是通過關系進隊的,他還煞有介事地出面闢謠,但運作他進入國家隊的公司卻不小心泄漏了天機。這個公司在接觸哈恩的時候曾經有過這樣的協議,讓一些年輕隊員進入國家隊,以後如果中國隊表現出色了,這些隊員一旦被國外俱樂部看中,哈恩也可以按比例分成。而在送隊員進入國家隊之時,哈恩已經得到了不菲的好處費,在辦理這樣的事情時,阿裡·漢的助手德容露骨地說,『我們就是商人。』
『好處費』是否真的像某些報刊描述的那樣,真的已經嚴重侵蝕了國家隊的肌體?這是一個亟待證實的嚴肅懸念。
[換『女友』]
老話講『飽暖思淫欲』,某些國腳大腕難以免俗。在圈內,一些俱樂部中的國腳級球星生活作風輕飄、身邊『女友』如麻,早已不是什麼秘密。相反,球員之間還會經常彼此交流一下經驗,套用葛優在電影《大腕》中的一句臺詞就是——不以為恥,反以為榮。
與上個世紀九十年代職業化剛剛推行那幾年相比,某些大牌球員在『情色道路』上也是越走『檔次』越高。從當年在娛樂場所勾搭『小姐』,發展到現在『培養』並非風塵圈中的『玩伴』,某些國腳換『女友』的招術可謂爐火純青。
球星的形形色色的『女友』一般可分為兩大類,一類是『收費用』的,一類是『玩感情』的。具體分,又可為以下四類:第一類是文藝圈中的人,如演員、模特;第二類是大專院校學生;第三類是在全國各地下榻賓館中的女性工作人員;第四類是女記者。球員圈內有這樣的說法,如果搞到的『玩伴』連女記者的檔次都達不到,就很『可悲』了。
中國女記者中與某些大牌球星有過『親密接觸』的不在少數。由於可以理解的原因,這類『風流韻事』很容易在男記者中流傳開來。當然,個別因與足球圈內人士日久生情發展為戀人關系甚至喜結連理的案例,不在『潛規則』論述之列。
應該怎麼來評價中國足球界球星頻繁換『女友』的現象呢?這太難了。但不知為什麼,我們突然想到了在電視連續劇《動什麼別動感情》中韓影的一句經典臺詞,『兩個人搞對象,如果不結婚,那就是耍流氓!』
[改戶口]
對於中國足球在國際賽場的表現,有一個比較著名而古老的疑問是這樣的——為什麼中國的青少年球員在代表中國隊參加國際比賽時,往往能取得不錯的成績,但一到了成年國家隊卻越踢越差,他們的水平為什麼越長大越『抽抽』?
說到中國球員越長大越『抽抽』的現象,中國足球傳媒界幾年前有一個被舉濫的實例:一名叫李華筠的中國球員曾經在八十年代中期與後來成為世界巨星的荷蘭人范·巴斯滕等人被國際足聯評為『世界五大希望之星』。等到後來范·巴斯滕成為全世界球迷心潮澎湃的荷蘭三劍克之一時,李華筠卻淪為了在中國足壇都很平庸的一個人。
這能怪李華筠或李華筠們嗎?當然不能。在尋找罪魁禍首時,人們可以拿出體制、訓練、環境等諸多因素。然而,在這諸多因素之外,有一個話題始終被圈內人諱莫如深。那就是『改戶口』——一種觀點認為,中國球員在青少年時代容易『出成績』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們習慣超齡作戰,以大打小,中國青少年足球運動成績方面的繁榮其本質是一種虛假繁榮。
2004年的第147期《足球周刊》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了中國足球潛規則中的『更改年齡』問題。該文認為更改年齡在中國球員當中『已經成為普遍現象,盡管中國足協已經嚴令禁止球員虛報年齡,虛報年齡的歪風卻仍在蔓延。』
『我非常喜歡XXX,想在他生日那天送去祝福,可我查到他有三個生日,到底哪一個是真的啊?』這是一家足球雜志社收到的一封球迷來信。不僅球迷對隊員的年齡很難把握,就連從事足球報道的記者,要想准確說出一個球員的年齡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仿佛更改年齡成了從事職業足球的一個必要條件,在早兩年,一個球隊中絕大多數球員的年齡都與實際出生年齡不符,出現這一怪現象的原因很簡單,實力上無法與國外其他同齡球隊相抗衡,只好把年齡改小,用這種以大打小的招數贏取勝利,滿足一下虛榮心。應該說這樣的風氣始於足協上層的戰略,上行下效,以致於整個足球界如今把更改年齡當成一種入門的必須手續,積重難返。
有知情人揭發已經退役的鄧樂軍年齡上的一筆糊涂賬:1994到1997賽季的秩序冊上寫著鄧樂軍生於1973年9月18日;而1998年為了突破國內轉會的年齡限制,鄧樂軍的秩序冊上的出生時間變成1971年3月;很快,有記者透露鄧的實際出生年份其實是1969年。知道了這層底細,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1991年鄧樂軍可以在與皮耶羅(1973年生)同場競技的世少賽上脫穎而出了。雖然鄧樂軍身材矮小、長相年輕,但當年在2000年初退役之時,熟知底細的圈裡人都不曾為他的『英年早退』而惋惜,反而欽佩他老當益壯這麼多年很不容易。
2000年的昆明,李鐵爆出開房事件,其母親極力辯駁,但一不小心走了火,『李鐵也是二十五、六的人了……』當年的李鐵已經二十五、六,現在豈不三十而立了?但在李鐵出生的官方年份卻是1977年,照此計算,李鐵今年纔不過二十六、七。
另一名遼足隊員肖佔波,2000年時,他想轉會青島,由於在官方年齡達不到轉會標准,因此遼寧方面拒絕放行。面對把自己逼到牆角的鍾曉哲,情急之下,肖佔波拿出了『長命鎖』這一百天時候的物證,表明自己是1975年生人,因此可以合理合法地進行轉會。幾年之後的2004年職業聯賽報名表上,肖佔波的年齡又變成了1976年11樂27日。出生日期隨時變化,完全服務於現實生活的需要,這一法則,已然成為圈內公開的秘密。
[裝聾啞]
別看中國球員在場外經常爆出驚天動地的事件,但是在足球場上,無論在訓練中還是在比賽,大家都不愛喊叫。即使有個別喜歡喊叫的,也容易被隊友視為『異類』,愛出風頭。
對隊友有意見,對領導有意見,對主帥有意見,對訓練有看法,對用人有異議,絕大多數國腳都采取裝聾作啞的態度。不是不想說,而是不願意說,不敢說。
在足球記者馬德興的《球殤——阿裡·漢(即哈恩)悲情中國行》一書中,有一段關於阿裡·哈恩對國腳裝聾作啞表示不解的描述。
我發現中國球員在訓練或比賽時,很少有人在場上『說話』,這是一個很要命的問題。
踢球是場上11個人的事情,光一個人悶頭踢球肯定踢不好球,當你在做一個動作的時候,你應該讓周圍的隊友知道你想乾什麼。可能你身邊的某位隊員因為經常和你在一起踢球,知道你會做什麼,即便這樣,你也必須叫喊,因為光一個人知道還不夠,要讓至少兩三個人、三四個人都知道。這樣,球隊纔可能有統一的行動,整體效果纔會更加明顯。但我在訓練或比賽時常常看到這樣的情景,當中國球員上前爭搶時,要麼兩三個人同時去爭搶一個點,要麼相互之間謙讓、誰也不上去爭搶,讓對手很輕松地拿球。正確的應該是,其中的一名隊員上前爭搶時,提醒周圍的隊友或迅速補他的位置,或爭取第二落點。
中國球員沒有叫喊或者說不敢叫喊,一方面是習慣的問題,可能與中國的傳統文化教育有關。更重要的是,我覺得還是他們缺乏自信。
從帶中國隊的第一堂訓練課開始,我就要求隊員們必須發出聲來,可即便是我離開了中國隊,這個問題依然沒有得到解決。
在哈恩的眼中,中國國家隊的隊員在訓練中不敢說話,源自他們責任感的缺失,是怕『言多必失』。在訓練中害怕負責任,到了比賽中自然沒有人會在關鍵時刻挺身而出。『裝聾啞』這一『潛規則』的形成,已經不能僅僅從足球本身去尋找答案了。
[防記者]
歷屆中國國家隊與新聞媒體的溝通都是一個難題。足球新聞圈內流傳著國家隊某新聞發言人接受記者采訪時的一個段子——『啊?什麼?你說什麼?噢,這件事啊?我怎麼不知道啊?沒聽說啊!真的嗎?真有這樣的事嗎……』
除了一問三不知,就是變相否認;除了外產辭令,就是乾脆拒絕。多少年來,國家隊新聞渠道不暢,已是令媒體深惡痛絕的現象。對新聞界說『不』,是國家隊一大潛規則;如有例外,也八成與『錢規則』有關。
國內某媒體一位常駐阿根廷的足球記者上個月寫了一篇他在阿根廷采訪『08之星隊』遭遇的文章,文章的標題就是『防火、防盜、防記者』。這位記者介紹,今年1月22日『08之星隊』前往『400公裡之外』的馬德普拉塔市比賽,由於路途遙遠,記者提出乘球隊大巴一同前往,卻被一句『中國足協沒有這樣的先例』冷冷拒絕,記者只好單獨前往……在馬德普拉塔市,記者在尾隨球隊的途中突遇『08之星隊』的大巴車遇險,當這位記者拿出照相機拍照隊員處理險情的情景時,卻被『一向言語不多的領隊很不耐煩地回身喊道:「拍什麼拍?!」』
近十年來,有關國家隊的『泄密新聞』和『假新聞』層出不窮,有關方面一邊喊打假,一邊卻拿不出行之有效的辦法,與新聞界的主動溝通照例是年年嚷嚷,年年不見動真格的。
我們聽到
『我在日本的時候,看見人家小學生的比賽,雖然傳球速度慢,跑動也差些,但是陣型分明進退有度,簡直就是一個小德國戰車!你們在比賽中想過該怎樣策應嗎?怎麼總是「?」一腳開出去?我對以前的國青隊半開玩笑半當真地說允許輸三年球,但是輸球是有條件的,要看球隊有沒有發展潛力和趨勢,否則我們丟不起人。要時刻記住,你們是中國青年隊啊,你們代表中國!輸球沒關系,別輸了中國人的面子。』
——2002年4月閻世鐸觀看了國青隊的一次訓練比賽錄像後對國青隊員們說
『有一些參加過上次集訓的隊員,可能不會出現在下一次集訓中了。』『如果你的意志品質不過硬,關鍵時候你拼不出來,你的技戰術水平再高也發揮不出來,所以在下一次集訓中,那些意志品質差的隊員我是不會再到國奧隊來了。』
——2003年10月22日,沈祥福在國奧隊被分在12強『死亡之組』之後的談首次集訓名單時對記者的表態
『如果國奧隊不能在意志品質上有較大改觀,想戰勝對手肯定是一句空話。沈指導(沈祥福)還是跟以前一樣敬業,但這些隊員已經變了,他們明顯缺乏斗志。這支球隊跟兩年前的那支隊伍已有所不同了,主要是在思想意志上退步了……阿根廷世青賽闖入16強後,他們被冠以「超白金一代」,其中大部分人都在甲A打上了主力,腰包越來越鼓,架子越來越大,斗志卻明顯不如前兩年,這正是中國球員的通病。』
——2003年10月,中國足協國管部主任朱和元在談論國奧隊在亞洲12強賽出線前景時所說一席話
『他們(指中國足球運動員)的文化推行這樣一種哲學,你告訴他們做什麼,他們就做什麼。但是在足球場上,你應該更具有創造力。你在球場上應該做什麼、怎麼做,都應該由你自己決定,而不是那些不在場上的人代替你來做決定。』
——阿裡·哈恩2003年年中接受一家外國通訊社采訪時稱
『我不會踢球,但我的眼睛好使。今天上午,我就發現有些國腳的精神面貌太差,打著哈欠就上場了,訓練中一點也不賣力。我敢肯定地說,下一次集訓,這樣的球員肯定不會再來了。』
——2003年4月18日,閻世鐸在河北香河觀看國家隊訓練之後給全體國腳『講話』時說的一句話
『不是弄潮兒,休入紅塵裡,沒有爭光志,別入國家隊。』
——選自『閻世鐸語錄』
請您文明上網、理性發言並遵守相關規定,在註冊後發表評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