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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2004年10月2日,國安罷賽引發了中國足球改革浪潮之後,媒體的、俱樂部的、中國足協的許多朋友都不止一次地問我:『中國足球出了這麼大的事兒,這麼熱鬧,怎麼不見你寫文章了?』我想,中國足球的這次危機,是自1992年之後最為嚴重的一次,但又是改革過程中的必然反應,既正常,又不正常,沒什麼可大驚小怪的,但要理清思路,還需多觀察,想明白了再說,即使提不出什麼建設性的觀點,也別添亂。
改革的道理很簡單
改革是個系統工程,推進起來不會一帆風順,這是為我國20多年的改革實踐所證實的。
但改革的道理卻很簡單。改革初期,小平同志說『不爭論,這是我的發明,摸著石頭過河,改錯了,再改回來就是了。』到了世紀之交,江澤民同志又提出了『三個代表』,為改革實踐指出了更清晰的理論依據。中國改革的道理就是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的思想。對改革成功與否的評價依據更簡單,就是小平同志所說的『老百姓高興不高興,老百姓喜歡不喜歡。』
而中國足球改革到了今天,尤其是2004年,國奧隊無緣雅典;女足0?8現眼奧運;男足世界杯預選賽小組就失利;首年中超一片亂七八糟……使老百姓沒法兒高興,也沒法兒喜歡。
其實足球職業化的道理就是尊重市場經濟規律、尊重足球運動規律,從體制、機制、賽制三方面入手進行改革。在改革實踐中,不能脫離中國的現實情況,不能違反中國的法律法規。既要善於借助中國宏觀改革的形式,又要研究足球中的具體問題。循序漸進、更新觀念、營造環境、逐一解決、不斷深化。
《人民日報》記者汪大昭提出中國足球界在改革中要大興學習之風,我以為這很重要。既要學習足球運動規律,市場經濟規律;又要學習法律、法規、商務運作、公關包裝等一系列知識;更要學習黨和政府多項有關深化改革的政策、理論。尤其是改革的領導者、決策者,在學習上要首當其衝,這樣纔可能不斷更新觀念,否定自己,革故鼎新。中國足球改革在轉型過程中,紮實、穩定地不斷深化。
遺憾的是,中國足球協會的領導從2002年韓、日世界杯之後,發起了一場大反思,自批判米盧、批判快樂足球以來,使中國足球發展的大環境,兩年來急劇惡化,導致了2004年中國足球災難的總爆發。
更加遺憾的是,從去年10月以來,在全國皆曰改革的大勢之下,中國足協領導卻在三個多月之內,翻雲覆雨,出爾反爾,一手導演了對抗改革的『百日政變』。擾亂了人們的視聽,使中國足球陷入停滯、倒退的危機之中。本文試從以下幾個方面剖析中國足協領導對抗改革,挑戰改革的實質。
從態度上看:
『我一生都在維護國際足聯的權利,為此得罪了許多人,但人們沒看到我一戶一戶地去乞求,沒有參與者,或者失去了參與者,權力等於零。我將權力交給布拉特時,僅僅叮囑他一句話:千萬不要傷了那些參與者的心,沒有他們,我們什麼都不是。』——前國際足聯主席阿維蘭熱。
在2004、2005交替之際,中國籃協和中國足協,分別在小湯山和香河召開了深化改革會議,讓我們來看看兩個會議的不同:
籃協會議:
參加者:中國籃協專職副主席、職能部門負責人、14家俱樂部的投資人、世界500強之法國藍獅集團下屬專業商務諮詢公司——實力公關的代表。
會議內容:
1、CBA聯賽的准入政策。
2、CBA聯賽的商務開發模式、財務盈利模式和品牌管理模式。上述方案是中國籃協聘請國際上著名專家在中國經過一年半的調研制定出的中國職業籃球發展規劃——北極星計劃,具有極強的可操作性。
3、籃協職業化改革基調:球迷是核心,媒體是關鍵,投資人、贊助商是上帝。
4、改革步驟:北極星計劃分三階段實施,一直延續到2015年。這些舉措均體現了『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的務實精神和科學態度,將籃協改革納入了專業化管理和可持續性發展的軌道。中國籃協並不參與商務運作和市場開發,只在宏觀上進行管理協調。開發、包裝、商務運作全部交給專家去做,真正實現了管、辦分離。
再看看中國足協的深化改革會議:
參加人:地方體育局和地方足協的領導。
中國足協專職副主席,這些都是中國足球協會執委,而職業足球的主體俱樂部的代表卻在改革11年來都沒有代表資格,沒有表決權和被表決權,也沒有發言權。
全部投資人均被拒之門外,聽任計劃經濟時代、專業足球的代表去宰割職業化的成果——這有點像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慕尼黑。
會議內容:
內容1、閻主席代表中國足協推卸責任:
2004年中超的問題是假、賭、黑、亂使環境惡化。
是俱樂部投資人索要中超所有權、管理權、經營權和監督權,嚴重損害了中國足球的形象和公信力。
以上兩個禍根是俱樂部、球員的。
中國足球職業化社會基礎條件太差,缺乏職業化的思想、理論、組織、政策和人纔准備,這個罪過是社會的。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這一切責任找到了根本——初級階段是個筐,什麼問題都往裡裝。
是政府和體育行政部門對足球事業的關注和管理明顯弱化。政府也逃不了乾系。至此,中國足協已把責任推得一乾二淨了。
內容2:閻世鐸宣讀關於為建立公信足球、和諧足球,要堅持5個原則,深化6項體制改革的方案。
目的只有一個:把職業足球從市場上拉回去,退回到政府管、政府辦的專業足球去,但不講理的是我辦我管還請你花錢,投資人必須承擔起這個社會義務和責任。
內容3:提出了3套賽制改革方案。其南北分區的賽制甚至連執委們都集體否定了,可依然拿到改革方案中,並極力說服總局批准。
至此,中國足協完成了哲學意義上的否定之否定,擇清了責任,岸然了道貌,達到了重新凌駕於萬物之上的涅般(木)。
整個會議的人員構成是官本位行政體制下的行政官員。應當指出,足球職業化改革11年來,是中國足協沒有在改革中擺好人家的位置。在中國足協面臨危機時,又把人家拉過來結成對抗改革的土圍子,把罵找到人家身上不說,還得替中國足協當抹布。前者要擔上管理不力的責任,後者還得替中國足協當收容所——一旦屬地的俱樂部退出了,破產了,你們還得扛著。冤不冤呢!
所謂深化改革的會議內容,被閻世鐸變成了奪權與反奪權的階級斗爭,其實自去年10月2日起,壓根兒就沒人提出奪中國足協的權,或踢開足協鬧革命,只不過投資人及媒體就過去11年,特別是中超元年聯賽的『四權』提出了不同看法。有唯恐天下不亂的記者寫出了踢開足協鬧革命的話,但絕不是大多數媒體和投資人說的。
心裡懷著失去權力的恐懼,所以所謂的改革內容就變成了反奪權,而且奪得特徹底,所謂『所有權、管理權、經營權、監督權,是中國足協不容剝奪的法定權利,根本無需討論。』可謂斬釘截鐵。那麼按照責、權、利的法定原則,既然所有權力歸足協,那麼中國足球所出現的所有問題,其責任也應由中國足協全部承擔,起碼中國足球環境惡化的根本責任應由中國足協承擔,這沒什麼可說的。那你又為何百般推諉呢?你推不掉的。
閻世鐸的方案中,反復強調管理權。前邊講了俱樂部投資人只能對自己的俱樂部享有四權,後面又要地方政府、地方足協連俱樂部也管起來。
前面說『地方足協既是地方體育行政部門授權管理本轄區足球工作的管理部門,又是中國足協管理全國足球工作的體制延伸。』後面又說『中國足協是管理者,中超委員會和地方足協是承辦者,而俱樂部只是參與者。』地方足協到底是管,還是辦?這都顛三倒四地沒弄清楚,還愣說中國足協是全國第一個完成管、辦分離的。前言不搭後語,邏輯思維混亂。把恢復舊制、扼殺一切積極因素愣能說成是深化體制改革;把官本位足球、大權獨攬的專業足球愣能說成是管、辦分離。這種概念的偷換,連一丁點技術含量都沒有。
再看賽制改革,閻頭當政4年,賽制變了三次,毀了甲A,又要毀中超。只要能達到極權管治的目的,對中國足球可以任意蹂躪,這叫改革?
從法理上看:
『足球發展到今天,已經不能定義為一種公益事業,要想得到發展,必須強化和完善它的職業體系和功能。反過來,如果沒有先進的科學的職業足球,公益目標本身也就失去了保障……』——前國際足聯主席阿維蘭熱。
閻世鐸說:『足球屬於大眾文化的范疇,是為社會精神文明、政治文明服務的,其本質屬性是社會公益事業(國際足聯也是這樣提出的)。』我不知道國際足聯是否如是說,反正阿維蘭熱先生不是這麼說的。
有一點很清楚,閻先生所言的公益事業指的是足球,而不是職業足球。當足球進入市場,開始職業化進程之後,足球便是一項產業,而職業聯賽便成了一項產品,盡管它本身具有愉悅大眾的公益作用,有精神文明建設和愛國主義教育的作用,但它的屬性就是產業而不是公益事業。
按閻先生的定位,從事職業足球投資的人必須認識到他所承擔的義務和責任,而且當有了盈利時,也應用於發展足球事業。既然中國足協手握著發展足球事業的所有權利,因此職業足球的盈利就該歸足協所有,而投資人只能承擔責任和義務。這是哪家的道理?
閻先生在對抗改革的這百日復闢過程中,始終如護法尊神一樣,高舉著《體育法》和國際足聯的行規,把一切其它法規拒之門外。
《體育法》是1992年提交草案,1995年由人大常委會通過的,當時中國足球職業化改革剛剛開始一年,《體育法》中完全沒有涉及職業體育這一內容。對於10年後發生的事情,如何運用法律解釋,應當本著與時俱進的原則去對待,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論的根本原理就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就是要求分析一件事物時,最重要的前提是把事物放到當時的環境中去分析。受黨教育多年的閻先生,又是政策法規司出身,不會不懂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吧。
《體育法》從法理上看,從法律援助效果看,嚴格地說,它都不能稱其為法。政法大學中國體育法研究中心主任馬先生這樣評價《體育法》。而參與制定《體育法》的當時的國家體委的乾部說:《體育法》充其量就是為體育界的領導行使管理權,給了一個依據而已。因為它只對權力行使人給予法律援助,而對其他人沒有,這首先就不符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
中國發改委的法規明確規定:誰投資,誰決策。《公司法》、《企業法》等法規都明確規定:『誰投資、誰受益。』
中超俱樂部投資人依據《公司法》維護自身的權益是完全正當的。絕不是什麼大利大乾,小利小乾,沒利不乾的唯利主義。也不是什麼想來就來、想走就走、想罵就罵、想鬧就鬧的自由主義、違法違紀無所顧忌。
從法理上講,人大常委會通過的《體育法》屬於下法;而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公司法》屬上法。若二者出現衝突時,下法必須服從上法。
閻先生總把中國國情掛在嘴上。國際足聯章程規定初始權力歸會員國足協所有。但其足協必須是會員代表大會選舉產生、非盈利性的民間社團。中國足協的一撥人馬兩塊牌子明顯不符合國際足聯的章程。但被閻先生的一句這是中國國情,便把它合理化了。
請記住《公司法》不僅符合中國國情,而且是中國最高權力機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大法。投資人以此法維權時,閻先生怎就容不了這地地道道的中國國情、地地道道的中國法律了呢?
從事實上看,自1994年開始,政府、體委(現叫總局)便不再往足球上投一分錢。職業足球聯賽,甲A也好,中超也罷,完全是靠投資人和贊助商來維持與發展的。甭管投資人的素質高低,也甭管投資人是否是關聯關系的代表,但甲級俱樂部一年五六千萬的投入,十年來幾個億的投入總是事實吧。
中國足協用人家的資金交給福特寶去商務運作,多年來業績不佳。2004年中國足協一分不投的情況下,竟收入2000多萬元,而投資的俱樂部卻僅分得區區300萬元。講理不講理?別說這麼大個足球產業了,就算幾個大媽攢個互助會,讓一個人管著,其他人也有權問問吧。當投資人要求財務公開時,閻先生居然表示:你們查足協的賬,足協要查你俱樂部的賬。
你憑什麼呀!俱樂部是什麼?按中超章程規定,俱樂部是股份有限公司,賬目是企業機密。無法律授權,你無權查人家。而你足協拿著人家俱樂部的資金、資源在經營,人家當然有權要求賬目公開。而你足協又沒把自己的資源、資金委托給俱樂部經營,憑什麼查人家。基本法理都不懂,你當是小孩子打架呢!
職業足球既然進入了市場,成為一項產業。就必須要尊重市場經濟規律。中國職業足球的商務運作機制改革,就該按照市場化、法制化、民主化的方向發展纔對。
按照亞當·斯密《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市場經濟是要追求利潤的,但有一個原則,即你追求利潤時,不能影響社會利益,更不能剝奪他人利益。這叫市場經濟。
正是中國足協用公益事業的定位,無限制地強化自己的行政權力,要求投資人只記住自己該承擔的社會義務和責任。讓人家風險共擔,自己是風險不擔,而且用手中的權利剝奪他人的利益。既視投資人的權益於無物,還要把中國足球出現的所有問題、責任推給人家。既不與時俱進,專一實行強權管制,又蔑視國家法津。
就這樣,閻主席還責問投資人說:『你們也是受黨多年教育的老同志,你們還有良心嗎?』那麼,我們也和風細雨地請反問你一下自己,還有良心嗎?
到底誰在違法亂紀。說人家唯利是圖,想來就來,想走就走。不是您把人家放到了參與者的地位嗎?不是你說的,你們想走就走,決不強求嗎?這時候又憑什麼數叨人家。當投資人俱樂部發不出工資,難以為繼時,中國足協除了發發警告之外,又為人家做了什麼?反省過自己因商務運作無能,使電視轉播權缺失給俱樂部帶來的困難嗎?
這種客觀境況,把投資人擠兌得如鄭板橋的一首詞中說的那樣:『單寒古象難更,晟席帽青衫太瘦生,看蓬門秋草,年年破卷,疏窗細雨,夜夜孤燈,難道天公還鉗恨口,不許長吁一兩聲。』
如此無視投資人的例子從未見過。人家是把投資人、贊助商當上帝,中國足協把人家當孫子。按魯迅先生的說法就是:『損著別人的牙眼,卻反對報負,又主張寬容的人,萬勿和他接近。』
前國際足聯主席阿維蘭熱先生一再提醒說:『足球參與體提出的任何動議都應當受到基本的尊重,至少能夠得到一個完整的接受或不接受的理由,足球參與群體和個體的異議本身就是一種危機,作為組織機構必須引起重視,盲目壓制和否認都是缺乏職業的表現。』
聽聽老人的語重心長,再看看中國足協是怎麼做的。假裝肯定,虛與委蛇,而後不理不睬,暗中積聚力量,最後反擊,全盤否定。整個一個『退卻、僵持、大反擊』的戰略,看來《論持久戰》學得不錯。可惜用錯了對象,用錯了地方假如說閻先生所言所行也叫改革,那誰都能當足協主席,改不好還改不壞嗎?往前走不動,還不會往後出溜嗎?
從品質和能力上看:
陳雲同志曾告誡我們的黨員領導乾部說:『不唯書、不唯上,只唯實。』
而中國足協的領導則正好相反,『不為實,只為上、只為書。』
老閻是個有福之人,剛到任足協不久,就撿了個世界杯出線的大便宜。本來,中國足球可以借此東風再推進一塊。不料,足協領導卻毫無根據地對首次參加世界杯的中國隊提出了『進一球、拿一分、勝一場』的要求。丑媳婦頭一遭見公婆,本來緊張,踢不出名堂也屬正常。但有了那個混帳要求,本來發揮得還算過得去的中國隊,一下子變成了罪人。於是閻頭秉承總局的意見,發起了一場反科學的足球大反思。
米盧的快樂足球成了靶子。一些食洋不化的人聲色俱厲道:『足球怎麼能快樂呢?沒有痛苦的訓練,光快樂能把中國足球搞上去嗎?』這純屬歪批三國。人家米盧的快樂足球原意是看你對從事足球運動的態度,應當快樂地去對待職業,充分讓自己感受到其中的快樂,纔可能使興致更高,領悟更快。並通過你的努力使觀眾得到快樂。人家並沒說訓練不刻苦。
可只會念經的一班人,整天把『三從一大』擱在嘴頭上,不是領會原則,而是原樣照搬。使剛剛領悟到足球運動訓練特質的球員們,又回到了過去。每天重復著排球運動的有氧耐力訓練,忽視足球、籃球比賽的特殊要求,要求大量的無氧狀態強化訓練,目的是練力量和爆發力。這是足、籃球區別排球的特點。
結果三從一大練傷了國奧、練傷了女籃、練傷了女足。雅典奧運會前中國女籃請來的法國著名體能教練蓋當,甚至不敢待在隊裡。他認為女籃的訓練是摧殘和犯罪,女籃12名主力中9人有傷,都是練傷的。
而國奧隊主力後衛杜威,甚至一場沒打,因為骨折了,也是練的。袁頭可能不懂足球運動規律,但足協的楊副主席是足球博士生導師,他不該不懂吧。但他為了取悅領導,明知不科學,愣督著祥福往死了練國奧小將。這叫揣著明白裝糊涂。要不然楊副主席那博士生導師的資格就是考試做弊得來的。
結果是毀了女足的名聲,毀了國奧的好材料,耽誤了國家隊的前程。
要是韓日世界杯中國足協領導不做那沒影的夢,甲A聯賽本可以借風熱起來。但閻頭心血來潮,非要搞自己的政績工程,把甲A改叫中超了。
本來在職業化改革中,搞技術的學習國外先進經驗,踏踏實實搞好訓練,一步一個腳印地把聯賽搞好。搞賽制的推出一個科學、穩定的賽制,以甲A聯賽當先,再把各年齡段的聯賽穩定下來,讓大家循章見制地進行下去。
搞足球市場開發的、商務運作的,就該審慎、科學地調研,聘請專業人士,把甲A的商務開發從商品運作到資源整合;從資本運作到概念炒做,一步步地開發出來,有個可持續的戰略步驟,為青少年培養打好基礎,這是正經差事。
可中國足協的領導,卻偏偏喜歡務虛,一天到晚胡出主意,拍腦門的事兒沒完沒了。只想著什麼都要,就是不會捨棄什麼。青年的、少年的、亞洲的、世界的,沒一樣不急功近利。把聯賽衝得七零八落,什麼成績也沒得著,老頭兒剝蒜——兩耽誤。
越無功而返,越急功近利;越急功近利,越拿聯賽不當回事兒,成了惡性循環,四年三變,最終甲A的品牌就這麼隨隨便便扔掉了。中超的概念被糟踐了,中國的足球環境搞亂了。
再看市場開發、商務運作。把權力看得比事業重的足協領導,肥水不流外人田,非把這麼專業的事兒,這麼大個買賣交給自己的子公司福特寶。那年國家隊經營權公開招標,法國的SPORTS FIVE公司,開出一年450萬美元,每年為中國培訓60名青少年選手,由法國著名教練雅凱執教。提出了本土化、國際化、青年化的理念,這麼好的條件、這麼好的機會,不知足協哪位領導一拍腦門兒——招標無效,還是交給福特寶乾吧!氣得法國公司那位經理在下邊罵:世界上絕不會有比這更糟糕的協會!
和百事可樂簽了聯賽冠名贊助,卻因與央視轉播的問題起了糾紛,6場央視沒轉,違了約,第二年百事就撤資了。
2002世界杯中文網站的事兒,先給了搜狐,又許給新浪。搜狐不乾了,但總局領導許了新浪,還不管先來後到。足協領導只能對不起搜狐,不能對不起上級。就這樣反反復復,無信無義,使中國足協的名聲嚴重受損。城門失火,殃及池魚,給中國足球臉上也抹了黑。
閻頭所謂俱樂部、媒體肆意詆毀中國足協,使公信力降低的說法,正好說反了。抵毀中國足協,給中國足球抹黑的正是足協自己。
結論
盡管4年來的實踐已經證明了中國足協的領導能力低下,觀念滯後,概念混亂,踏不下心來乾實事,靜不下心來學習充實。一心要搞政績,一心要走捷徑,聰明反被聰明誤。搞壞了環境、搞亂了賽制、搞死了體制、搞僵了機制,商務開發不利、足球水平降低。就憑這,年終述職,五大主席人人合格。不僅如此,還要文過飾非、推諉責任,指責別人。
有人猜測,老閻之所以有最後的瘋狂,是有總局的領導支持。我們要說,甭管是誰支持,也是錯的,也是行不通的。因為綜上所述,這幾年中國足球改革實際上早就停止了,近幾個月更是明目張膽地開倒車。藐視法律、挑戰改革、誰支持也不行。
人們要問:為什麼開倒車的人還這麼理直氣壯?其實道理很簡單。中國的改革如今已進入到機構創新、體制創新的階段,領導改革的人,既是改革的動力,同時又是改革的對象。因為你是協會的領導,權力獨攬的人,改革改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錯誤、你的失誤、你的不思進取。
改革改到自己頭上,自然難以接受。在個人利益面前,個人臉面面前,什麼三個代表、什麼與時俱進,什麼開拓進取全然甩到腦後了。慣於頤指氣使指責別人的官,絕不可能否定自己。因為他是當官的,不是乾事的。他的全部精力只有維權保官,沒功夫踏踏實實乾事。
胡錦濤同志號召我們:一心一意圖發展,聚精會神搞建設。可中國足協這兩年裡是將足球政治化,嚇唬別人;將改革玄學化,糊弄上級;
從虛到虛,雲山霧罩,不斷抖機靈,好象沒閑著,全是做給別人看的。虛責全負,實事不擔,色厲內荏,掩飾無能。開著改革的倒車,還要打著改革的旗子。
如果總局領導真想在穩定中推進改革,只有一招,就是徹底改組中國足協領導班子,選賢任能,重新開始,中國足球環境就穩定了。
說你不白說你。再重復一下建設性意見:中國職業足球深化改革,要依托兩上規律,即:市場經濟規律、足球運動規律。從三個方面入手:管理體制、運行機制,聯賽賽制。管理體制要民主化,運行機制要市場化,聯賽賽制要穩定化。法治化,市場化,民主化,是提高中國足協執政能力的三大法寶。不必過分強調權力歸屬;因為本來改革就是自上而下的,要是自下而上那就叫革命了。在中國足協領導之下穩步推進改革,這早已是共識。問題在於改革的領導要有既當改革動力,又要當改革的對象的思想准備。不能改別人理直氣壯,改到自己頭上就奮起反擊,文過飾非,諉過於人。既然大家都是為發展中國足球,說的錯誰改,改到誰算誰。得有點林則徐所說的那種風度、境界:『苟利國家生死己,豈容禍福避趨之』。
誠若此,則改革有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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