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當愛情的小船被風浪打翻時,請讓我們友好地說聲再見。』這首莎翁名詩,至少在足球界,更多的人是通過閻世鐸纔得以鑒賞。2000年4月24日,國家體育總局(當時叫國家體委)辦公廳主任閻世鐸出任足球運動管理中心主任,約3個月後又戴上了中國足協副主席頭銜,成為中國足球的新掌門人。
這是48歲的閻首次走出幕僚,擔任一個實體業務部門的主管。從官員級別上說,一 個總局辦公廳主任出任下屬十幾個管理中心之一的足球辦主任,似乎有降格使用之嫌。其實卻不然,這一人事變動恰恰體現了總局領導對足球的高度重視,也是對閻本人的器重。這是一個極其特殊的部門,從來不曾制造世界冠軍、奧運金牌,連亞洲冠軍也不曾親近過,卻是整個體育系統內最具社會影響力,也是惟一走向了市場、形成了產業的一個部門,其主席由總局首長親自兼任,名譽主席則由國家領導人擔任,這是任何金牌部門都無法奢望的榮耀。
對於已經在機關中『耗』了十多年,年齡又逼近50大關的閻世鐸來說,這是仕途生涯中極為重要的一次機遇,甚至可以說是最後的一次機遇。誰能夠在這個最令人矚目,又最燙手的位置上做出一番成就,誰就能夠成為體育官員中的大明星,不啻於拿到了走向更高層的金鑰匙。
因此,沒有人覺得委屈了閻世鐸,閻本人更躊躇滿志,據說還特意定做了幾套面料精致、做工考究的西裝,亮相方式也與眾不同。上任後,閻不接受采訪、不作公開表態,也不輕易下指示,而是上東北、下西南地調研了幾個月。在這個幾乎透明的行當裡,一點屁大的事也會被爆炒,掌門人的行為如此低調,自然引起了加倍的關注。3個月後,權威的中央電視臺終於把他請進了演播室,於是人們聆聽到了一個中年男子用渾厚的男中音所朗誦的莎士比亞情詩。
當然,閻世鐸不是為了賣弄文學修養,而是以詩詠志,表達他決意拋棄一切個人名利把足球搞上去的信念。4年半後,閻用『頭戴荊冠、身背十字架、腳踏地獄門』的受難耶酥形象再次表達這個信念,只是背景與語境都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4年半前,閻新官上任,面對一片狼藉的足球界,人到中年的他沒有畏懼,只有天降大任於斯人的豪情;也少有惘然,在口若懸河地轟炸人們耳膜心靈的同時,一個個新概念新設想,一項項新規劃新工程不斷出臺。4年後,閻世鐸真要走了,任期只有前任的一半,卻沒有人能與他友好地說聲再見。當足球大年演變成災年時,等待他的必然是鋪天蓋地的批判、謾罵,和來自體制內外的問責風暴。
人們一直在爭論,閻世鐸到底是一位身不逢時、壯志未酬的足球政治家,還是一個只是拿足球來搗糨糊玩權術的政客;到底是一位具有偉大理想,又有卓越能力的建設者,還是一個只會炮制概念、賣弄嘴皮的空談家?雖然從來成王敗寇,雖然我們是第一批向『閻世鐸新政』投出匕首的批判家,但在梳理閻世鐸執政下這4年中國足球的歷史時,我們力圖保持一顆公平、客觀的平常心。
第一部分?犬儒者閻世鐸
從農家子弟到大學生、研究生再到國家中高級乾部,從瓦房店到大連再到北京,閻世鐸完成了人生道路上的兩個三級跳,應該說經營得很漂亮。
1952年,閻世鐸出生於遼寧瓦房店前關村的一個農民家庭。1950年代是公認的共和國歷史上最好的時期之一,走出由戰亂、飢荒、腐敗和屈辱編織的民國歲月,人們——尤其是草根階層——人人臉上洋溢著翻身的喜悅,開始了一種嶄新的生活方式,並接受一種同樣嶄新的道德觀、世界觀。純情時代造就了無數閻世鐸那樣的熱血青年,他們富有理想和使命感、正義感,世界觀是正統的,道德觀有清教徒傾向,卻熱愛生活,擁有多種文藝與體育愛好。整個青少年時代都是美好的,除了最後那幾年。文革爆發後,17歲的世鐸被迫回鄉務農,但以他根紅苗正的出身和正統積極的態度,對這場大革命,青年世鐸應該沒有太多抵觸情緒,也不會遭太多的罪,更可能還積極響應偉大領袖的號召,滿腔熱血地貼大字報搞串聯。否則就不會有數年後被保送進大學的好事,更不會最後來到偉大首都,不僅成為北京市民,還進了中央部級機關。
從農家子弟到大學生、研究生再到國家中高級乾部,從瓦房店到大連再到北京,閻世鐸完成了人生道路上的兩個三級跳,應該說經營得很漂亮。好多年後,當年在大連師范專科學校(現大連大學)的校友回憶,學生時代的閻世鐸就已經顯露了領導氣質:熱心社會公益活動,經常擔任班長、學習委員之類的乾部。同時也是課外文體活動的積極分子,據說身高1.8米的世鐸同學排球打得很棒,也是交誼舞掃盲活動的積極分子。不知道妻子是不是閻在跳舞中結識的,但老閻能落戶首都,這位北京籍妻子應該起了作用。
學生時代是榜樣人物,進入工作崗位,自然還是模范員工。在體委政策研究室(後為政策法規司)和辦公廳期間,同事眼裡的老閻,為人正派、態度隨和,不論是昇遷還是加薪分房,似乎從來沒有與同事發生過不愉快。在工作上,思路清晰、做事乾練,替領導寫總結寫論文更是一把好手,深得各領導的欣賞。沒什麼背景,1989年纔進入體委機關的閻,花了不到10年的時間就從一個小科員乾到司廳級乾部,閻世鐸靠的是實力和努力。
耐人尋味的是,在政策研究室工作期間,閻寫過一篇題為《體育舉國體制質疑》的文章,發表在人民日報上。以閻所處的位置,居然去質疑體育系統已經運行了幾十年的舉國體制,除了說明閻本人其實並不保守更不缺敏銳外,也不能不讓人揣測文章的背景。閻的這篇文章不是發在體委機關報,而是黨報上,可能得到了總局領導的授意或默許。有心人還發現,在1993年著名的紅山口會議期間所拍攝的集體紀念照中,居然也有閻世鐸的身影。
從上述事件不難看出,閻世鐸應該屬於改革派陣營。可是10年後,閻某人卻被外界普遍視為中國足球改革發展的最大障礙,『鎮壓』資本革命的急先鋒。這究竟是外界誤讀了閻世鐸,還是閻在屁股指揮腦袋之官場鐵律作用下,由改革先鋒蛻化為保守派?
直到2001年十強賽勝利時,閻內閣及閻本人的表現相當不俗,當然運氣也不錯,很快取得了打進世界杯的歷史性成就。應該說,閻給中國足球,包括足協帶來的變化是全方位的。
閻世鐸在幕僚時期的思想和行為,人們既知之不多,更難系統詮釋。2000年閻正式執掌中國足協後,有了一個全面實施自己理想,展示自己能力的平臺,曝光度也急劇上昇,讓我們得以相對全面地透視閻世鐸的真實面目。
總的來看,直到2001年十強賽勝利時,閻世鐸內閣及閻本人的表現相當不俗,當然運氣也不錯,很快取得了打進世界杯決賽圈的歷史性成就。應該說,閻給中國足球,包括足協帶來的變化是全方位的。首先在作風上,閻的一些舉措給足球界帶來了一絲新風,除了給自己『三不』約法外,還在足協內部下達了『四不』訓示,包括不許出入色情場合,不得公開談論聯賽比分等,一時引起不小的震動。
2001年1月在深圳舉行的全國足球工作大會是一次十分重要的會議,借這次會議,閻世鐸內閣首度正式亮相。老閻為這次會議做足了文章,除了發表被稱為『閻世鐸新政』的主題報告外,還從大小細節處著力打造足協開明政務的新形象。他下令所有足協官員都必須統一著西裝、戴領帶,他專門聘請一家形象設計公司把會場布置得富有現代氣息,包括安裝一套高科技的演講設備。此外,他還要求所有與會的足協官員都坐火車到深圳去,從北京到深圳,火車差不多要開兩天,這讓某些養尊處優的官員頗有微詞,卻博得了外界的好評。
在此之前,老閻一改前任動輒文山會海的官僚作風,花了3個月的時間,輕車簡從地到全國各地調研。2000年6月1日兒童節,閻世鐸前往東北,開始了他的首次微服公訪。第一站就選擇了遙遠的延吉,此後從長春、沈陽、撫順到大連,從職業俱樂部到業餘足校,從地方足協到女足訓練基地,閻深入走訪了中國足球的各個組成部分,接觸方方面面人士。來自北京的大領導的造訪和傾聽,感動了許多基層足球工作者,因1999年渝沈假球案而名噪全國的沈陽海獅俱樂部總經理章健『章大炮』,事後逢人就說閻主席這個人不錯,中國足球有希望了。
東北歸來後,閻世鐸又走訪了西南、華東等地。這番國情調查,讓閻對中國足球有了全面的了解,若乾年後,在歷數自己政績時,閻能夠拿出很有說服力的數據:原來全四川只有10塊標准的草皮足球場,現在達180塊!當然,就像毛澤東搞農村調查的目的是為了形成農民革命理論一樣,閻世鐸搞中國足球調查的目的也是為了形成他的拯救中國足球方略。
傳統的出線足球+舉國體制的模式並沒有終止於閻世鐸時代,反而在閻的4年半任期內變本加厲為政治足球。
2001年1月,在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深圳市大劇院,閻世鐸首次提出了完整的治理中國足球新思維,史稱『閻世鐸新政』。其一,在理念上,提出了人民足球的概念;其二,在體制上,提出了創建中國足球超級聯賽(中超)的計劃;其三,在基本建設上,提出了大力發展青少年足球的戰略。
客觀地說,雖然新政的空想色彩明顯,體系也過於繁復,不過其思路卻很有可取之處,不失為一條可能引領中國足球走出黑洞的陽光道,至少要比維系幾十年的,一味追求『標志性成就』的出線足球更具可持續發展性。但事實卻很無情,傳統的出線足球+舉國體制的模式並沒有終止於閻時代,反而在他的任期內變本加厲為政治足球。
到底是誰逆轉了這一進程,還是這本來就是一個幌子?值得指出的是,至少在這份綱領性文件中,閻並沒有刻意強調即將參加韓日世界杯預選賽的國家隊成績指標,報告的題目是《固本培源、調整結構、穩步發展,開創21世紀中國足球事業新局面》,意在長遠的思路比較明顯。倒是代表總局與會的一位領導在講話中特地提出這個問題,並用建議的口吻說目標要定得高一點,喊得響一點,這樣纔有動力。
這就形成了一個疑案,即後來足協不惜犧牲聯賽和青少年足球,在世界杯、奧運會乃至亞洲杯和女足等一切賽事上的窮兵黷武,究竟是閻的本意,還是上峰的意思?
2002年3月,足協宣布本賽季甲A暫停昇降級,這是繼上一年『只昇不降』後,足協第二次對聯賽基本規則進行調整,真實目的顯然是要為世界杯讓道,這種倒行逆施的行為舉世罕見,立即引起輿論大嘩。本報以頭版整版的規格發表了總編瞿優遠與首席評論員周文淵的對話文章,對足協犧牲聯賽豪賭世界杯的決策提出強烈批評。
此文讓足協非常惱火。稍後某一天,閻世鐸終於逮到反擊機會,稱外界低估了他的智商。閻充滿豪情地說道,偉大的歷史是用水到渠成的方式寫就的,我不相信一次出線就意味著中國足球翻天覆地的變化……足協最大的精力放在了基礎設施和青少年足球而不是國家隊上……這條路只要堅持五六年,我就有信心向日本人叫板。
時隔兩年多後再來反思這場筆墨官司,或許我們當時確實沒有完整地理解閻世鐸的新思維。閻與前任最大的不同是,王俊生一直以主持操作職業化改革為最大驕傲,又以沒有取得世界杯資格為最大遺憾,因此,尤其到了後期,他幾乎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了奧運會、世界杯的出線工程上。而閻世鐸清醒地認識到出線不能解決一切問題,因此一開始就把巨大精力放在青少年足球和聯賽上。但正如他所說,出線可以為措施提供保障,所以出線也很重要。
在這個問題上閻的智商顯然沒有問題,問題是,不論是『固本培源』青少年足球還是『調整結構』重塑聯賽體系,都非一朝一夕所能成就。但經濟資源和時間資源都是有限的,當多重的政策目標發生資源爭奪戰時,作為資源配置的決策者,究竟該作何種取捨或平衡?
此時,閻的智商似乎就不夠用了。後來的情況是,閻用行政方法推進的青少年工程遭遇寒流,中超更受到了來自體制政策和利益博弈等多方面的掣肘,都難以短期結果,甚至變成爛尾樓。這樣,不管豪賭出線是閻不便公示的心魔,還是外界的誤讀,他卻只能一條道走到黑了。畢竟,作為政府官員是要考核政績的,閻需要一次次的出線作政治資本,以獲得更大的騰挪空間。
於是我們看到,在2001年十強賽前,當所有人質疑米盧時,正統的閻世鐸反而成了『老江湖』最堅定的支持者,為了力挺『米核心』,閻甚至發出了『殺無赦、斬立決』的恐怖警告。這一次老閻賭贏了,但在沈祥福、張海濤和阿裡·漢,甚至包括楊一民等更多的人身上,他卻輸了,而一次賭贏所積賺的本錢根本架不住那麼多次失手的消耗。2001年十強賽後,閻世鐸迅速從巔峰上跌了下來,步入了漫漫的艱難時世。
請您文明上網、理性發言並遵守相關規定,在註冊後發表評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