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剛形容胡適，『簡直就是玻璃缸裡的一條金魚……在在都被千萬只眼睛注視著』。徐明算得上這樣『一條金魚』嗎？

　　體育記者尤其是專業報的體育記者向我們描述這一群體，說中國新聞界，體育記者是最具職業感的記者群體。以我們也介入采訪的此次徐明們與中國足協之爭事件來觀察，這一說法未必誇張。體育專業媒體記錄10月18日大寶飯店的中超委員會會議:一身藍色西裝的大連實德俱樂部總經理林樂豐絕對稱得上這次會議的主角，而會場上的林樂豐最引人注目的，還是他手中的那兩部手機。在會議召開過程中，林樂豐的一部手機一直處於接通狀態……或許對這一圈子而言，在敬業的體育記者努力下，他們就是玻璃缸裡的一群金魚。

　　意外總能讓人好奇。我們查詢了有關徐明的資訊，僅有類似人事檔案的記錄:1971年出生於大連市莊河縣，小學、高中和大學他都以少讀一年提前畢業。1990年畢業於沈陽航空工業學院後，回到莊河市外經貿委任職員，次年辭職下海。我們去到這所學校查閱其同學錄，並尋訪能描述徐明的曾經的同學，收獲有限。《足球報》的李承鵬可能是此次事件中與徐明有最充分接觸的體育記者。『你問過他的經歷嗎？』這是我們對李承鵬的好奇心，『或許要過一兩年，我纔會問他的過去吧！』——這個答案同樣令人意外。

　　徐明是誰？在中國最透明的媒體環境裡，這仍然是一個疑問。當然，我們在大連的采訪不是沒有收獲，在否認一些傳言的同時，也找到一些事實。同樣不利的事實是，10月26日，足球投資人會議結束後，徐明事實上向媒體關閉了他的聲音。我們種種的事實與疑問，在截稿時間壓力下，只有等待未來一個可能求證的時機。

　　如果不在事實層面做繁復而細碎的察究，徐明是誰——這個疑問，眾多媒體已經給出明確的答案:資本的代言人。資本挑戰權力，這一輪足球風波宏大敘事的主題早已確定。以相對審美的態度來觀察，在現實的舞臺上，這就是徐明與閻世鐸兩個人的對決。

　　更放松一些，以符號的角度來想象，徐明是誰？這個問題，閻世鐸會給出什麼答案？

　　在與記者的通話中，中國足協前副主席王俊生的態度出乎意外地平和，『過去是單純的足球人，現在做經濟工作，確實有一些感想』。不過，王拒絕在電話裡向記者敘述他的感想。以這個過來人的觀察來定義，徐明與閻世鐸何嘗不都是『單純』的呢？資本的傲慢在前，權力的傲慢在後……中信集團一位官員甚至說，他們甚至需要學習如何談判。

　　中國足球以及足球風波的『社會性產出』，南京大學政治學者李永剛給出的是正面評價:它是中國民眾情緒的減壓閥。因而它的風波是具有討論價值的樣本，但是宏大敘事往往導向無可操作性，僅限於情緒的層面。

　　威廉·富特·懷特在他那本經典的社會學著作《街角社會》裡，創造出的一種分析框架:尋找群體裡的等級、還有領袖，以及規則……或許，穿越簡單的資本與權力符號化的表面，玻璃缸裡的徐明與閻世鐸們，已經向我們提供了足夠豐富的信息。

　　老大

　　足球圈子裡的記者、球員以及相關各色人等，樂意將這個圈子稱為:江湖。金庸的武俠小說成為足球記者的思想資源與現實『拷貝』，這或許是一個好玩的收獲。我們聯絡大連萬達老總王健林，他的辦公室主任一聽說談足球，脫口而出的玩笑是，『我們不當老大已經很久了』。不過，當王健林坐在記者面前，卻出乎意料坦蕩，『你直接問吧，我沒有什麼不能講的』。這難道是王健林不當『老大』之後的一種狀態？

　　有江湖，就有老大。不進足球這個圈子，未必有切身之感。

　　兩位記者跟我們談及同一件事，感覺卻完全不同。這是中央電視臺『社會記錄』對徐明與張海的采訪，記者對張海的問題是，『聽說你們幾個月沒發工資了，你能代表健力寶嗎？』張海說，『這是股東意見不一致造成的。』這時，站在鏡頭外的徐明插話了，『張海，股東意見不一致，也是中國足球大環境不好造成的，股東們其實也是受害者。』

　　《足球報》記者李承鵬在自己的文章裡記錄下了這段對話。『社會記錄』的總策劃卻描述了一個令他感覺意外的局面:『張海接下來，按徐明所說，又對著鏡頭重復了一遍。』對於非足球圈內記者，一時之間，未必明白足球『江湖』，『張海多少也算得上一個老板啊！』我們與李承鵬在面庫那間飯館說起此事，他也頗感意外。尋找並發現領袖及其產生規則，是社會學研究者最為艱苦的工作之一，顯然足球這個江湖，簡單多了。

　　真正逸出足球圈，而在更廣泛層面讓社會注意到自己的聲音與行動，是徐明那13份被媒體描述為『資本挑戰權力』的文件。這些文件最核心的內容，其一、成立中超職業俱樂部聯盟公司。所謂資本的『挑戰』，也即向中國足協索回屬於自己的四權，所有權、經營權、管理權與監督權;其二、要求中國足協向各俱樂部公布歷年財務狀況。

　　這是北京國安10月2日罷賽，又對中國足協處罰不滿，要求召開中超常委會會議重新討論處罰問題的前一天，徐明通過網絡通過記者發布的中國足球未來的『白皮書』。體育專業媒體對這13份文件給出的判斷未必不准確:踢開足協鬧革命。

　　最熱鬧的討論來自對徐明方案的技術性層面，以及他是否有資格由『派系王』變為『革命家』。記者細究徐的文件，求教各方人士，即使體育界官員，也無人否認他所發現中國足球真實的問題。一位政治學者甚至斷言，『僅從他所提出的問題看，就很難說他失敗』。

　　老大的位置，自此，不再是足球圈人士的共識。問題是，徐明並不僅僅止於理論闡發，他是實際的資本操盤手。『啟蒙』並非他的目的，『救亡』纔是他的追求。此刻的徐明，自然有資格意氣風發，像革命傳統電影裡的那些青年革命家，『是我們這幾個投資人順應了歷史，抓住了歷史，從而也被歷史選擇』。

　　但是，大連那些深知徐明的重要人物仍對徐的高調深感疑惑，『這跟他一貫低調的作風太不相符了』。在這些朋友圈子裡，徐明獲得的口碑遠遠超過記者的一般想象，『他最大的一個優點是特別謙虛，對誰都特別客氣，見誰都喊大哥、大姐的，誰都可以當他老師的樣子。這麼多年，即使現在他在外界看來已經很紅，但這些老朋友感覺不到他態度上的一點變化。他常年在北京，我有事去北京，只要他知道了，肯定會打一個電話過來，說我這有幾輛奔馳，用車的話就說一聲。他這麼年輕，做到這麼周全不容易。說實話，我要像他那個年齡，我也做不到照顧那麼周到。開句玩笑，也說明他精力充沛，這麼細枝末節的事他也能操心到。』

　　徐的一位非大陸的顧問說是他建議徐不要直接面對媒體，『那樣事情的回旋餘地就小了』。但是，徐在此次事件裡，明明白白要做『老大』。

　　退出足球四年多，『只是這兩年，我的朋友纔逐漸說我明智，這麼准看到了市場的發展』，王健林說起那支曾屬於自己的足球隊，平靜淡然並無矯飾。不過，在王健林將大連足球由萬達轉給實德的前兩年，更多的說法是:萬達沒錢了，玩不轉了。這或許是一個原因，『在目前這種體制下，投資人完全變成了提款機』，大連萬達的七年，王健林說，『在足球上純粹的缺口，就貼進去兩個億，包括基礎設施、訓練中心、球隊的大客車等等。』不過，真正令人覺得麻煩與恐怖的是，『當時我已意識到賭博集團對中國足球的入侵』。相關人士描述曾經的大連萬達與王健林:在恐韓、恐日、恐伊的大環境下，大連萬達是惟一爭臉的，所以王健林說話還是管用的，上面多少還聽。這一背景下，王健林對賭球的擔懮，『我跟王俊生進行了一次長談，很認真地提出了這些問題，提醒中國足球別重蹈馬來西亞和新加坡聯賽的覆轍，建議成立司法部門，請公安部門和法律部門介入。遺憾的是，談話半年，王俊生離開了他的位置』。從這個層面拯救中國足球，王健林顯然並非惟一的努力者。浙江省體育局原局長陳培德，掀起中國足壇打黑最重要的地方體育官員，回顧曾經，向記者感嘆，『(那次打黑)我給的定義是:被人工流產』。

　　主動或被動，王健林與陳培德都離開了他們曾經的位置。當然也有不悲觀的人。

　　准備退出之際，王健林說他『首先想到的是徐明』。不過，之前萬達已在和幾家企業談，『大連電信差不多快和我們簽合同了，但突然說上級部門不同意』。後來，徐明描述他與王健林的這次交易，『與政府沒有任何關系。我在王健林的辦公室和他只談了5分鍾的話，他問我你想不想搞足球，我說好啊，你大約什麼價格？他說6000萬元。我說你這麼好的一支球隊，這個價格太低了一點吧？你還有什麼其他的東西吧？他說我在大連有一幢樓，評估是7000萬元，加起來1.3億元。我說這樣吧，加起來一共1個億的轉讓吧。這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轉讓，而且是實實在在的轉讓。就這麼簡單。』

　　在這次轉讓之前，王健林說『和徐明合作過一年』，1999年，大連隊冠名，『萬達-實德隊』。不過，萬達的主業是房地產，而實德的核心是型材，『在他們各自的主業上很難說他們之間沒有來往，只不過這在足球之外，不為足球記者所注意』。知情人說5分鍾的談判故事未必這麼戲劇與簡單。

　　徐明第一桶金是一個關於蝦的故事。徐明的第一份工作，『實際上是在幫助外商做出口貿易』——『根據國家政策，那個時候蝦的出口是需要出口許可證的。我在仔細研究政策後發現，國家並沒有規定熟蝦的出口也需要許可證。於是，我把這個發現跟外商講了，最後他們邀請我一起來做這個事情。』當時，蝦出口的利潤很高，買入價在7萬元左右一噸，而賣出價卻高達37萬元。這是徐明跟自己朋友講述的他的故事，結論是，『正確把握政策取向』。

　　接下來的故事就是比較廣泛為人所知的大連勝利廣場與星海灣填海的土石方工程。勝利廣場的土填到了星海灣，這是這一財富故事最精彩的部分。所以，如何能接到這一工程，是一般人想象的故事核心，但對於剛剛起步的徐明而言，獲得土石方工程工具翻斗車的本金與資金，纔是更為基礎的事實部分。結果是他都完成了，無論是工具、合同以及工程。

　　此後，徐明的創富團體逐漸壯大。知情人對他發展的描述，多少充滿敬意，『1995年左右，當時全國還是木窗、鐵窗，他第一個進上億元的生產線，引進設備，生產塑鋼門窗，那時建設部還未在全國推廣這個項目，應該說他眼光獨到。當全國都生產塑鋼窗時，他馬上轉型，生產型材。這幾步，他走得挺好』。

　　接下來，是足球的故事了。

　　至少看上去，徐明足球老大的期待，並不僅僅是中超冠軍，甚至亞俱杯冠軍。即使對於做房地產的王健林，他也否認足球的知名度可以幫助他多賣房子，而對並非銷售消費品的實德，『知名度更不代表直接的銷售或利潤了』。徐明的豪氣很明確，『我就不信，搞足球賺不了錢』。新的老大，帶著足夠的本錢，以及對足球的資本理解，還有因資本而積累的廣泛人脈下場了，當然有新的玩法。雖然最初的時候，徐明也坦陳自己『並不懂球』。

　　盟友

　　進入玻璃魚缸、進入大眾媒體的聚焦燈下，徐明選擇的時機是10月13日——這天凌晨中國足球隊客場負於科威特隊，下午中國足協正式公布了對國安罷賽的處罰方案，晚上中信集團副董事長李士林與徐明共同面對記者。徐的表態非常直接:反對足協對國安的處罰決定。

　　按照一般觀察，中國足球，在其邊際效應遞減的這個時代，種種壞消息，甚至無法刺激中國球迷粗壯的神經，所以當時我們雜志給出的判斷是:厭倦。不過，徐明選擇這個時機下場，以及他後來的種種作為，仍然顛覆了我們曾經的結論。中國足球的故事有這樣一個高潮，即或是一個寓言，也是精彩的。

　　國安僅僅因為10月2日那一場球而大動肝火？在11年的中國足球生涯裡，這是國安第二次真正萌生離場的念頭。它未必是庸俗的歷史必然論。

　　今年是中信集團成立25周年，依循一般國有公司慣例，『我與中信』——無論是個人還是集團成長的故事征文，自然成為慶祝集團生日最平常的選擇。張路記錄亞足聯主席維拉潘的一篇『我與中信』，獲得了這次征文的獎勵。偏巧又是董事長王軍給張路頒獎，領了獎的張路卻被要求留下來討論國安足球，『你把我的話帶給他們』，在場的不少中信員工都看到了老板的不悅。按照足球記者對國安的了解，一般而言，一支球隊一年的收支相抵後的硬投入大約4000萬元左右，過去國安一直拒絕出售冠名，硬生生自己扛著。後來，韓國現代汽車終於說服國安，將自己的『現代』掛上了國安隊員的胸前。『從其合同來看，大約每年能進賬3000萬元左右』，這事實上大大減輕了國安的經濟壓力。『但正因為有這筆投入，國安想今年努力打一打，引進內外援花了不少錢，結果卻總讓人生氣。』

　　在中國足協斷然拒絕七家俱樂部要求『延遲中超』之後，國安副董事長羅寧仍然表示了他最強烈的不滿。在星期六(10月30日)與上海申花隊的比賽前，國安收上了所有球員的手機與電腦，並且規定如果發現誰通電話給予重罰。這種種舉措的理由非常簡單，『害怕。害怕隊員參與賭球』。結果這場球國安贏了。事實上，知情者描述說國安退出之心萌生已久，『或許僅僅為了等到一個好的結果，比如聯賽冠軍』。而更熟知國安俱樂部的相關人士描述楊祖武以及他們的管理團隊，『真是傾盡心力』，饒是如此，仍然玩不懂中國足球。羅寧接受采訪時近乎悲憤，『足協在給我們發的文中說，相信我們有能力有信心搞好以後的比賽。我告訴他們，不要相信我們，我們沒有這個能力，我們只能管住球員的手機、管住球員的電腦，但我們管不了盤口！』

　　不知這輪京滬之戰的勝利能否稍稍慰藉一下羅寧的悲憤，但上一周京深之戰，給楊祖武深深的刺激是，『剛發了獎金的球隊卻輸給了連工資都沒拿全的對手』。抗爭拿不到工資的准冠軍深圳健力寶隊，在嘗試罷訓兩天後，在自己的主場贏了北京國安。這場勝利後，主教練朱廣滬卻透露，『(健力寶)集團已經提出，不管是深圳企業還是外地企業，只要經濟效益好，能對球隊負責任，就歡迎來接管俱樂部』。

　　因此種種背景，在10月26日足球俱樂部投資人會議上，張海的身份受到會議的質疑。會議之前，深圳俱樂部按足協要求發來傳真，表示董事長葉紅漢因臨時有事，不參加此次會議，並聲稱張海不代表健力寶俱樂部。即使旁觀者也覺極端的是，這次會議的第一項議題是確認會議代表身份，閻世鐸要求聯賽部主任郎效農朗讀深圳健力寶那份『聲稱張海不代表健力寶俱樂部』的傳真。張海的應對之策是拿出了深圳俱樂部在工商部門登記的營業執照，那上面還清楚寫著法人代表:張海。一番往來，張海最終還是被允許參加這次會議。

　　至少看起來，張海未來要解決自己的身份問題卻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特別是在深圳健力寶已傳出轉讓消息之後。這個時候，徐明曾經在電視鏡頭外幫張海補充的那句——『也是中國足球大環境不好造成的，股東們其實也是受害者』，可能是惟一稍有價值的解脫之辭。

　　江湖

　　足球既為江湖，就不僅僅只有盟友與對手，曾經的恩怨多少會在一個大事件裡現出原形，只不過，敘述起來稍顯枯燥。

　　尹明善，重慶力帆俱樂部董事長。在此期間惟一一次接受《體壇周報》采訪。

　　尹明善透露，徐明等人曾多次給他打過電話，拉他入伙，但都被他婉拒，『他們這樣鬧的動機和目的先不評價，單單就他們采取的方式和手段都是不合程序的，何況中國足球真正要革命，也輪不到他們來領頭』。

　　在兩年前率先舉起反實德系大旗後，尹明善就被外界塑造成徐明死對頭，尹明善對此很無奈，至今他仍然強調，他從來沒仇視徐明的地方，『我尹明善沒有一個私敵，對於徐明，不管他搞足球還是做生意，很多方面我都欣賞，我認為他是一代梟雄』。不過在尹明善眼裡，他在足球方面跟徐明沒有合作的可能，『大家理念不一樣，這就叫「道不同，不相為謀」吧』。尹明善表示，他在看到對於他多次與徐明、徐澤憲天南地北的密謀『造反』的報道後，感覺很好笑，『我也不知道這樣炒作的目的是什麼。最後幾天我在北京開會，就有記者打電話問我是不是在跟徐明他們密談，搞得我都不知道說什麼好』。尹明善承認最近一段時間徐明、徐澤憲都給他打過多次電話，希望他能夠支持他們的倡議，還希望大家能夠坐在一起商量商量，『我沒有答應他們的要求，他們這樣做根本不合程序，而且他們倡議的不少內容我都並不贊同，怎麼可能隨便就附和』。

　　徐明13點『革命倡議』，尹明善認為其中不少部分是符合當前形勢和俱樂部利益的，『比如公開財務、民主放權等方面的要求是勢在必行的，如今中國足球的環境大家都看到了，誰都知道應該改革，但怎樣改革，卻必須自上而下地穩步進行』。

　　張澎，沈陽金德俱樂部董事長。北京國安與大連實德兩場罷賽的對手就是沈陽金德，在此期間他惟一一次接受《足球報》專訪。張澎在接受采訪中說——

　　這些天來，這7家俱樂部陸續有人給我們的總經理何兵打電話，要求我們加入。首先我們不想參加這次會議，其次聯賽我們接著打大連實德隊，對我們來說，這是關鍵一仗，球隊無法在這個時刻分心，何兵也不能脫身，所以我們派人去北京。我並不贊成現在就建立職業聯盟，事實上許多俱樂部內部運作都有問題，中國足球外部環境又不好，賭球、黑哨已經成為職業足球發展的公害，現在不妨先解決點實際問題，比如如何把賭字從聯賽中抹掉，如何讓黑哨永遠消失，其實把這些實際問題辦好，比建立一個什麼聯盟更有用。在這些問題的解決上，中國足協要高度重視，不能總以『找不到證據』來搪塞球迷和媒介的關注。如果非要區分的話，那叫我們中間派好了，我們是持觀望態度。

　　樓世芳，上海申花俱樂部董事長。在參加中超常委會議前，將其在《足球報》周三的『一統齋專欄』文章提前到周一發表，並稱:這篇隨筆就是他將在會上所要表達的觀點。文中說——

　　革命——請不要褻瀆這個神聖的字眼。革命，令我想起魯迅筆下的兩個人物，一個是夏瑜，一個是阿Q。前者是為了革命而掉了腦袋，死後一腔熱血還被人用饅頭蘸著，以『治病』的名義去賣錢;而那個阿Q，確確實實是從未莊到城裡去革過命的。結果如何，不得而知，多了一些吹牛皮的資本而已。

　　早期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曾充斥著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就曾指責過所謂的『法國正統派』和『青年英國』，為了激起同情，他們不得不裝模作樣，似乎他們已經不關心自己的利益，似乎只是為了被剝削階級的利益而聲討資產階級。其中半是挽歌，半是謗文;半是過去的回音，半是未來的恫嚇;它有時也能用辛辣、俏皮而尖刻的評論來抨擊資產階級。為了拉攏人民，他們把無產階級的乞食袋當作旗幟來揮舞，但是每當人民跟著他們走的時候，卻意外發現他們的臀部依然帶有舊的封建烙印，於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

　　當然，馬克思說的並不是當時的英國足球，更不是今天的中國足球。

　　官人

　　我們的同事在天津曾與閻世鐸一道吃過飯，印象是:仰頭喝酒，開口『兄弟』。樓世芳在他的『一統齋隨筆』裡，也寫道，『平素中國足協官員相見，他們時常以兄弟稱呼我們』。足球記者筆下的閻世鐸，雖然未曾見過接受那家媒體有價值的采訪，卻不妨礙記者記下他一口一個的『兄弟』。做記者多年，各色官等，多少見過一些，未采訪足球，從不知有『兄弟』一說。或許這也是足球江湖對官場的『改造』。

　　閻世鐸的酒量又是足球圈子裡一個沒有標准答案的話題，不是因為他不能喝，而是因為他太能喝，所以限度在那裡，是一個長久的疑問。這一問題最新的答案是國安副董事長羅寧給出的，記者記錄下他的說法是，『老閻酒量不行，最多就半斤的酒量，根本喝不過我和徐明』。這次酒量測試，是10月18日中超會議後，閻世鐸與徐明、羅寧等的一次飯局。

　　按照正史的敘述，中國足球職業化變革，始於兩個契機:其一是鄧小平南巡，市場經濟之勢興起;其二是國奧隊兵敗吉隆坡，再次失去進軍奧運的資格。當時的國家體委主任伍紹祖論及足球，『中國足球到了現在這種情況，已經沒有什麼精神負擔了，足球改革的膽子要更大一些，邁出的步子要更快一些，一些重大的措施可以采取了』。在王俊生那本《我知道的中國足球》一書裡，這一過程是其重點內容之一。但是，即使現在，采訪體育總局有關官員，對足球職業化並非全部認同。當時與現在的反對、質疑的內容並無改變——中國特殊的國情裡，足球市場化可性嗎？頗具吊詭的事實是，足球職業化在目前被廣泛指責不徹底的輿論環境下，更真實的一種系統內的反對卻是，足球該不該市場化。但這種聲音被廣泛地忽略了。

　　體育專業人士描述的中國足球職業化:從計劃模式到市場模式是被動的、突變的過程。

　　所以，記者的此次采訪，最重要的一個問題便是:足球改革與體育系統在市場經濟下的自身變革，有無邏輯上的關聯。這個問題從未得到過清晰的答案。

　　從時間邏輯上看，足球之變在1997年前後可能與中國體育整體格局之變發生契合。那一年中國政府機構大調整，國家體委在這一變局裡，被擬出兩個可供選擇的方案，其一是取消國家體委，與文化部合並為文體部;其二是將國家體委改造為體育總會，如紡織部改為紡織總會一樣。結果這兩套方案最終都被擯棄，變化僅為兩字，國家體委變為國家體育總局。由國務院組成部委變為國務院直屬機構。

　　中國足球突變式的職業化變革，在體育系統整體格局保持穩定的狀況下，現在看起來，仍然只是孤立事件。所以，中國足協的角色，在浙江省體育局前局長陳培德的分析裡:『黨政群事企，五位一體。』——既有黨組織，又代表體育總局行使政府職能，也是群眾團體與事業單位，結果還有企業行為經營足球。比較此次俱樂部要權與兩年前轟轟烈烈的足壇『打黑』運動，陳培德最明顯的印象是，此次球迷關注大大減少。他所定義的此次俱樂部與足協較量是:無政府主義對機會主義的懲罰。

　　閻世鐸就是『五位一體』中國足協的常務副主席。當然，閻世鐸上面還有足協主席，但一位地方體育局官員告訴記者，一次飯後閑話，閻世鐸感嘆，『雖然是副主席，天塌下來，還是得由我頂著』。這一說法，無論是兩年前的打黑，還是此次與俱樂部對抗，都證實閻世鐸所言不虛，前臺中心的那個角色，永遠是他。

　　飯局

　　革命是不是請客吃飯？這個問題的答案，要看你的標准是過程，還是結果。

　　10月18日，中央電視臺主持人白岩松受《體壇周報》之托，與徐明等人對話。在對話前，白描述說，『之前3個小時，他們一直和閻世鐸在一起。這非常出乎大家的預料，因為當天下午正好是中超常委會要開，在很多人的想象中是，這些帶有革命風暴味道的俱樂部老板與閻世鐸之間有點針尖對麥芒的意思，可晚上他們坐在一起足足有3個小時。回過頭我想這也正常，足協與俱樂部就像是互相面對的一對刺蝟，離得太遠會冷，離得太近會紮得慌。』

　　一對刺蝟，這是一個詩意的解釋。請客吃飯，正是政治的常規技術。

　　除了測試閻世鐸的酒量外，徐明們得到了他們想得到的東西了嗎？回避任何情緒層面的乾擾，客觀地討論技術面的得失，結論是否定的。

　　問題首先是，徐明們這次飯局希望得到什麼？

　　徐明在中超委員會前拋出的13份『白皮書』式的文件，雖然知道它不太可能成為此次中超委員會會議的議題，但期待引發足夠的關注，應是題中應有之義。10月18日的中超常委會，對此議題拒絕得非常規則化，主持會議的朗效農首先給與會者發放了兩張打印好的相關法規條文，『按照中超章程，如果要提出議案供大家討論，那麼必須提前15天把這個議案送上來，既然章程我們現在還沒有修改，那麼我們就必須繼續遵守』。接下來是常委們就會議議程進行表決，自然，沒有實德議題的議程得以全票通過。

　　在這一結果下，問題不再是徐明們希望這次飯局得到什麼，而是閻世鐸希望通過這次飯局為他的拒絕作出什麼樣的『補償』。足球記者甚至用黑體字記錄下閻世鐸的酒話，『值得注意的是，閻世鐸甚至在席間說出這樣的話，「我承認，我閻世鐸的特長在於行政管理，而在市場經濟方面我不行，誰行就該讓誰搞，我欽佩你們這些市場經濟的能人，中國足球改革必須進行」。』閻世鐸的姿態果然奏效。有一位觀察者留下這樣的印象，『這些老板甚至覺得閻世鐸在足協裡也只是執行者的角色，它與俱樂部的總經理差不多，而我們投資人應當與總局的領導對話纔合適』。所以，白岩松描述他不斷聽到是『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豪言。有意思的是，白的文章標題用了這樣的判斷，『但願不是個笑話』。

　　顯然這次飯局大家都沒有展示真實的酒量，所以俱樂部投資人們醒得也快。這就有了第二天再請閻世鐸的故事。如果上一輪飯局，投資人們有真實的收獲，這一輪邀請閻世鐸，便是一次絕無意義的行為。

　　泡在中國足協辦公樓裡的記者描述說，在閻世鐸與徐明的電話裡，徐明明確提出最好面對面進行『溝通』，而且還請閻世鐸『吃晚飯』，『中國足協必須給出具體的改革時間表，如果不行的話，我們將會采取進一步的集體行動』。

　　10月19日，也即飯局的第二天，閻世鐸、朗效農還有董華一並應約到了實德大廈。當然這次雙方沒有再喝酒，但達成了一份包含三點內容的『會議紀要』:一是強調中超聯賽的改革勢在必行，而且要早改、快改、大改;二是必須依法辦事，成立中超足球聯賽足球俱樂部投資人聯席會議，研究提出改革意見;三是中國足協將於近期召開中超聯賽投資人全體會議。

　　專業媒體對這一見面給出了如此評價:閻世鐸被逼畫押。

　　至少有比上輪飯局更好的收獲，一份白紙黑字的『紀要』。所以討論起自己的對手，『應該充分肯定閻世鐸對中國足球的貢獻，他是一個精明的人』。

　　情形果真如此樂觀？

　　又過一天，10月20日下午，徐明、張海應閻世鐸之邀赴足協，得到明確答案:首次投資人會議將在10月26日召開。而前一天，投資人們已經發布這一會議將於10月22日召開的消息，而且相信閻世鐸已經默認這一時間，結果硬生生讓閻把時間往後挪了四天。記者也記錄下了俱樂部代表們的遺憾:張海說，『我們哪裡想得到他作為足協掌門人居然這樣不講信用』。

　　口頭的威脅在這等情勢下，變成7家俱樂部『關於延遲中超聯賽餘下比賽的申請』。看上去已經最後一搏。

　　22時……

　　故事已近尾聲，結束並不美妙。

　　10月26日，大寶飯店，閻世鐸的主場，首次投資人會議。

　　讓人敬佩的足球記者記錄下了閻世鐸的雷霆之怒:

　　在徐明即將發表講話的關口，來自大連實德俱樂部的辦公室主任趙新偉向足協官員表示『給每個委員發一份十六大的文件』，但是實際上他發給每位與會者的是一份7家俱樂部在香河開會後形成的決議，發完文件後，這時正輪上一名委員講話。閻世鐸開始翻閱這份所謂『文件』，發現文不對題。閻世鐸一直等到發言的代表講完話，然後當即問發言的代表:『你的發言結束了嗎？』這名代表很快回答道:『結束了。』接下來，閻世鐸手拿著這份所謂『文件』，口氣無比嚴厲地說:『你們這是在公然挑釁中國足協的權威。』然後他說，『這們這麼做非常不嚴肅，完全不講信用。』他最後一字一頓，『我告訴你們，我個人可以不乾，包括我們整個班子都可以不乾，但是你們要記住，中國足協永遠是中國足球的領導！』隨後他把這份文件重重地摔在前面的桌子上。

　　還留有一點意味的餘聲是22時的矛盾敘述。

　　《體壇周報》與《足球報》都這樣記錄:晚上22時，徐明的座駕悄然駛進了國家體育總局，據悉有總局領導召見他。《足球報》後來直接問徐，徐的回答:『胡說八道』。《北京晚報》後來又向體育總局求證，結果同樣的否認。

　　有無這次召見，其實並不重要，它暗示著這樣一種廣泛的猜測與疑惑:以中信或徐明擁有的資本，必定擁有與其匹配的權力資源，在這場衝突裡，為什麼中信或徐明的資源並沒有助力？

　　看起來似乎令人意外。不過，熟悉中信此類巨型公司運作的專業人士分析說，一般而言，他們要動用自己的資源，這其實也符合組織程序，一定是在企業發展與生存碰上重大而急迫的問題之際，否則成本太高;同時，還需滿足這樣一個條件，即這一問題必須要給出是與否最明確的答案。由此而觀足球之變，它是一個系統之變，誰也無法給出最為確鑿的是與否的結論。在這一沒有外在助力與阻力格局裡，『其實對雙方都算是公平的』。

　　中國足球未來還會有精彩故事嗎？米盧問中國足球記者，『你是不是要考慮轉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