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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聲
沒有句號的結尾
把幾個涉嫌裁判曝光就解決問題嗎?我們到底通過這次掃黑獲得了哪些啟示?我發現思考這個問題有許多層面,每一個層面得到的答案都不同,甚至自相矛盾。
這場掃黑風暴從揭黑哨開始,但應在每個人的心靈反省中結束,或者,沒有結束,是永垣的追問和反省。
我的意思是每一個人,包括我這樣打黑的記者,都需要反省自己的心靈,拷問自己的靈魂。
聖經故事裡講,耶穌看到一群人用石頭把一對奸夫淫婦往死裡砸,他說,難道你們自己心裡就沒有類似的欲望嗎?同樣的道理。如果有人問我:我是裁判,我會不會收錢。我嘴上說不會,但我心裡卻沒把握。我想我會收,可能會拒絕幾次、幾十次,但如果大家都收,俱樂部死塞,圈子裡誰都也不認為這是不道德的事,不隨波逐流可能還會丟了飯碗,我不會再拒絕。
我們的憤怒永遠願意指向別人,不指向自己的內心。如果這種事輪到我們頭上,一棒子打死我們公平嗎?公平永遠是相對的,過分的憤怒通常是不理智的。但是,中國足協的態度顯然使人們感到他們是有意藏黑,怕揭到自己頭上。如果沒有這個前提,我驚訝地發現,在我的內心中,對足協的某些態度和做法是同意的。
我始終不認為世界上有完全的好人和十足的壞人,我相信這個世界只有愛心和善良纔能夠拯救多災多難的人類。大慈悲,真正如佛教中的以身伺虎,像《悲慘的世界》中的冉阿讓那樣,像宗教裡的基督一樣,原諒和寬容,這是我們人類太缺少的東西我想到了托爾斯泰寫的《復活》,男主人公那種良心和道德的懺悔令人感動。我也想到了盧梭的《懺悔錄》,即便他把自己剝光了,但他心底深處依然有所保留。為什麼,世界著名的大作家,在晚年都從批判社會走向道德啟蒙,甚至是宗教,越認識人生和人性,我們就越感到批判力量的單薄,法律效用的局限。
毫不留情地拷問自己的靈魂,我們的民族在這方面無疑有許多事要做。德國從二次大戰後進行的反思的深度遠遠大於日本,我們對文革的反省也不僅是停留在對四人幫的聲討上。我們每一次的打倒口號,每一次的革命行動,我們是傻子弱智嗎?欺騙我們的人有罪,被欺騙的人也終將淪為惡勢力的幫凶。
直到寫到最後這章,我纔發現我的筆變得無比地沈重。這本書僅僅記錄了事件進展的表層,我沒有來得及深入地挖掘和思考,只是從表層上對黑哨進行了揭露和批判,但厚重的思考卻沒有跟上。我擔心這本書會成為情緒的炮彈,我開始對點出裁判的具體姓名有種良心上的不安。司法真的沒有介人嗎?我相信即便司法真的介入也不會采取大規模的宣傳,因為,那樣對取證相當不利。閻世鐸真的想包庇有問題的裁判嗎?我懷疑。據我所知,像龔建軍這樣的裁判的確構不上犯罪,對他而言,解釋清楚了繼續執法可以理解。黑哨真的像我們想象的那麼黑心嗎?我也懷疑。因為,我和方君以及龔建軍的談話始終縈繞在我的腦際。那麼,在前言中我為什麼還那樣壯懷激烈呢?我不知道,我很矛盾。直到意識到要出版這本書時,我仍感到相當的猶豫和遲疑。
我想強調的是,我對整個黑哨和腐敗現象的痛恨沒有變,依然非常強烈;但當黑哨具體到每一個有血有肉的個人時,我對其中某些人產生了同情和憐憫。用社會上千萬把屠刀集中地宰殺幾個弱小的裁判,而其他許多的黑哨卻安然無事,我感覺到一種熟悉的可怕。假如他們的罪惡比較輕微,他們如何能承受這一片殺殺聲的沸騰民憤?還有什麼刑罰比這舉國痛恨的聲討更嚴酷?
以權謀私的腐敗可以減少,但我們每人靈魂深處和腐敗畫等號的欲望和貪念能杜絕嗎?我希望社會和大眾對性質不嚴重的曝光裁判能有憐憫心,給他們一條生路,讓他們重新做人。我相信,我們每人寬容一點點,我們的社會就會進步一大步。我們可以憤怒聲討罪惡本身,但我們必須要拯救個體心靈。我在極其矛盾中,寫下最後這些自相矛盾的文字。
我想,我能繼續做的是繼續聲討、揭露黑暗和罪惡,但我首先要檢點自己,我是裁判我會怎樣做呢?這個問號我也把它獻給每一個人。
這本書中人們最想知道的『黑名單』終於沒有曝光。但我手裡有不少涉及到更大的黑幕的舉報線索不能在書中提及,我想引用盧梭《懺悔錄》裡最後一句話來結尾,並送給那些黑哨裁判們:『人們也許有一天會知道我還有什麼話要說而沒說,那時候,他們就會知道我所以保持緘默的緣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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