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你喝了嗎？今天你離了嗎？今天你下崗了嗎？今天你小資了嗎？今天你姐弟戀了嗎？……我們的生活中總是充斥了這樣那樣的時尚問候。也許，今天的今天，在我們這個並不很大卻能翻天的足球圈子裡，人們會開始習慣一句新的問候語：今天你自首了嗎？

　　記得大學有一位室友，生得五大三粗，祖上湘西人氏，據說祖父和曾祖父都是標准的湘西土匪，而電影《湘西剿匪記》中那位土匪女司令的原形就出自他們村。有一次把酒夜話，他說了這樣一件事：過去土匪得勢時，山上下來一名小土匪都可以把全村攪得雞犬不寧，老百姓恨得咬牙切齒也沒有辦法。後來解放軍的剿匪部隊開進山來了，村裡還有親人的土匪大多都下山來自首了。再碰上一兩個死硬分子偶爾到村裡來想搶點糧食，村裡人也能合力把他捉了送給部隊，時局不同了，大家的心氣也壯了。

　　不知道怎麼，就在這轟轟烈烈的反黑大潮中想到了這個半夜裡聽到的故事。打心裡說，時局不同了，大家的心氣也壯了，龔建平在裡面已經呆了整整20天，『剿匪部隊』顯然還沒有絲毫收兵的跡象，那些成天都受著足協保護的人卻發現足協現在也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龔建平的材料是一本變天帳，俱樂部的口是一面透風的牆，誰都不知道『下一個龔建平』會落到誰的頭上，但剿匪部隊嘴裡『坦白從寬』的口號卻注定會是一柄達摩克利斯之劍。

　　『今天你自首了嗎』，有幾名黑哨能受得了這樣的問候？

　　我一直有一個想法，反黑部門把所有裁判及與裁判相關的人組織起來，去看一場王志文與江珊再度合作的電影《說出你的秘密》。女主角在自家的住宅區裡開車撞倒了騎車下夜班的女人，然後抽身離去。可女人的孩子從此以後每天在小區的路口上站著，頭上掛著一塊寫了『我要媽媽』四個大字的牌子。女主角在這樣的場景面前經受了內心的反復煎熬與一次又一次的良心譴責，終於走進了公安局自首。我不知道，在集體看完這部電影後，會有幾名裁判跟在龔建平的身後走進宣武區公安分局。但我可以肯定，那些被無辜篡改了勞動成果的比賽、和那些含冤降級的俱樂部，即使是每天扛著一塊牌子，上寫『我要真相』四個字站在裁判們面前，也不可能讓那些用利益代替公平的人良心發現，因為所有陷身在利益的深淵裡不能自拔的黑哨們，早已忘記了是非，早已蒙弊了良心。也許他們會每天探聽龔建平的消息、探聽龔建平嘴裡的下一個是誰，也許他們每天買菜回來會下意識地看看身後有沒有警車跟隨，但他們絕不願意主動去說出自己的秘密。

　　我想，只有這把注定會越燒越旺的火，總有一天會讓他們坐不住。

　　我想起了這段時間裡一些俱樂部給我講的『新段子』。1999賽季的乙級聯賽最後決賽階段，一支參賽隊的工作人員親耳聽到了老板給裁判的承諾：一場60萬。這是我們聞所未聞的一個創歷史新高的數字，但老板解釋，這一場比賽決定球隊的生死，昇不上去一年白忙了。作為對手的另一支球隊當時正為中國足協所不容，但對手憑多年經驗想出了一個絕招———把當地電視臺的轉播車從一千多公裡外開到了賽地。裁判最後的確幫了忙，但對轉播車的顧忌使他沒敢幫太大忙，只是讓首回合一球告負的『買方球隊』在雙循環賽制的第二輪扳平了比分，可對手卻靠加時賽中的一個進球昇級成功。按照慣例，老板給了裁判一點小意思，但黑哨界丟了一個紀錄。

　　2000賽季初，一名比賽監督到了廣州後直接給南方某甲 A俱樂部的董事長 P打來電話，表示『聊一聊』，當時的

P已是不堪重負求貸無門，以致於心驚肉跳地問手下『他想聊什麼』，但他最後還是讓手下人去赴了約。比賽監督很『關心』地問這名手下人：『足協讓我來問問情況，聽說你們還欠了足協100萬，還能打比賽嗎？』手下人也是個明白人，話裡有話地回答：『打比賽沒問題。』於是比賽監督免了客套，直接開出了自己與主裁各3萬、兩名邊裁各1萬以及裁判監督與替補裁判各1萬共計10萬的價碼，並聲明這是看在俱樂部沒錢的份上特意打了折。這場比賽結果雙方打平，俱樂部照例再給了半價。

　　也是2000賽季，一位知名黑哨前往昆明執法，沒想到昆明媒體不解風情，周五的報紙便報出了這名裁判要來執法的消息，惹得這名裁判到賽區後相當生氣，對俱樂部人士大發其火：『你們的保密工作怎麼做的？你們這邊的報紙怎麼搞的？』可這並沒影響他的收入，俱樂部的接待人員事後向相熟的記者透露，主裁4萬，邊裁2萬，一分不少，而這場比賽裁判果然也判給了主隊一個點球。

　　有人說，俱樂部不舉報是因為可以舉報的人本身就是吃碗飯的人，更多的人說，俱樂部不舉報是因為俱樂部早已麻木、早已看不到希望，所以

P會麻木地回答希望他站出來揭發的人：『如果我揭發會得到什麼好處？』但更多的人卻決心在龔建平事件後說出自己的秘密，最起碼

P的手下正在替他感到不值。他們憤怒地告訴記者，如果有必要，他可以拿出自己手上那張一次性匯給一名國際級裁判的20萬匯票的底單。而在該俱樂部財務人員的辦公桌裡，至今還存著有當時總經理簽字的、1999賽季這個俱樂部用於接待裁判27萬元的支付證明。我想，這不是所有俱樂部中最後的絕版，事實上，在參加中國足球聯賽的所有俱樂部中，將有無數這樣的匯票底單與支付證明，它們哪一天會落到監察部的手中？我想這是那些正在惶恐中等待的黑哨們面前一個致命的問題。

　　當然，我們還可以想起一些另外的事實，比如說一場比賽中裁判強行給了『買方球隊』兩個點球，一個不進再來一個。一位足協領導還在比賽當中便給俱樂部老總打電話，意思是『裁判已經仁至義盡了，這樣的球輸了都應該給人錢』。他的關心，是因為他負責聯系了裁判，是因為他也要從中分錢。這樣的事實使我們不得不想起那些與黑哨密不可分的裁委會人士、足協人士甚至更高層的足協領導。如果他們可以在人們再次提起這些事情時不感到心虛，如果他們可以面對司法部門關於他們的豪宅和名車的質問，再繼續回答是自己老婆炒股掙的錢，如果他們可以讓所有的裁判和俱樂部都閉口不提他們的參與，那麼他們可以繼續保持沈默。

　　今天，還沒有人自首，因為所有人都寧願觀望，就像當初沒有人會相信閻世鐸那句空洞的『交待了還可以再用』的話一樣。但是，但是，在龔建平的『20天紀念日』裡，我們仍然想問最後一句話：今天你想自首了嗎？ (劉曉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