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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天之前,龔建平被請進公安局的50天之前,有一個記者曾和他有過一次面對面的交流。如果龔建平真的因為涉黑而獲罪,就此『一去經年』的話,則新華社記者楊明與他的這次會面無疑將成為傳媒和『黑哨』自由交談的『絕版珍藏』。透過楊明的描述,龔建平其人其實已躍然紙上———他為什麼要寫懺悔信和退錢?他如何走上這條『不歸路』?他眼裡的裁判圈、足球圈究竟怎樣?他為何也有滿腹委屈無處訴?他有沒有預感到50天後自己的命運?背景2002年1月初,楊明、方益波的調查逐步接近核心機密,在宋衛平的幫助下,浙江綠城負責和裁判接觸的『方君』為楊明提供了接近陳國強、龔建平的機會。本來,楊明的目標是陳國強,但足協出人意料的緊急會議讓這一設想流產。緊追到北京後,再次通過『方君』的介紹,楊明得到了龔建平的電話,並由此和他接上頭,開始了這場特殊的會面……2002年1月8日電話聯系涉嫌黑哨晚9時40分,我躲在車裡給龔建平打了電話。『你是誰呀?』『我是新華社記者楊明,想問你點事。』『你怎麼有我的手機號?我不記得認識你呀。你是哪的?』聽他的口氣很硬,也很不客氣,典型的京味兒。『是方君讓我打的電話。我一直跟蹤黑哨報道,寫了幾篇內參。』『誰是方君?不認識。我不知道你說的是什麼意思。你是北京人嗎?』『當然,北京生,北京長的,原來我也是搞體育的。』『真的?是咱北京的就好說了。你原來是搞什麼的?』『搞田徑。北京隊的,橕杆跳。聽說你是××學校畢業的?』『是呀,你哪年的?』『我45了』。『那我得叫你聲楊哥。』我和他開始拉關系,說了幾個人都認識。他的口氣中警惕的成分少了許多。『我說咱也用不著見。足協不讓裁判接受采訪,真的。黑哨的事我也知道了一些,這時候我不想說什麼,一說准成靶子。』『你誤會我意思了。我就是想和你隨便聊聊,不涉及那些敏感話題,你看行嗎?』『那有什麼意思呀。我說咱們不急。過段時間,我聽你口氣也是對路子的人,以後沒准還交個朋友,楊哥,你說怎樣?』『那好吧,以後再約。』我不想逼他太緊,掛了電話。我長舒一口氣。一直就想給他打電話,聽起來,這人身上有北京人典型特征,愛交朋友、說話直、似乎容易輕信人。2002年1月9日我和涉嫌『黑哨』聊天今天晚上見到了龔建平!事情是這樣的。晚上7點,車剛要進大院,我突然接到一個電話。來電話的是龔建平。『楊哥』,他叫我楊哥,顯得很親熱。其實,這是北京人的習慣。有時可能是第一次見面,或者是我們這樣的還沒見過面,只要對方比你大,通常就『哥』呀『姐』的叫,透著不見外。『喲,是你呀。哥們兒。』我也顯出很近乎的樣子。『你認識××報的阿二嗎?』『太認識了?那是我哥們兒?大學校友,我比他高兩級。怎麼了?』『我們倆十幾年交情了。我今天恰好見到他。我說和你打聽個人你知道嗎。我一提你,他說那是我鐵哥們兒?你說多巧呀。咱哥倆還真有緣。』『要不怎麼說呢?阿二人特仗義,我們也十幾年了。』『你昨天不是說想聊聊嗎。我也不好掰你面子。你看這麼好嗎?咱仨一起坐坐,也別聊那話題,權當認識一下,交個朋友。』『好呀?不過我提醒你一句:千萬別相信記者,包括我在內。』『楊哥,就你這句話,我就知道你是什麼人了。好,那咱們就8點在人民大學正門見,那離阿二家近。』『成,一會兒見。我開輛灰捷達,你是什麼車?』『紅夏利。到了手機聯系。』別找事了,我還是喝茶到了人大門前,我停了車。後面有人摁汽車喇叭。我看到阿二從車裡走出來。和他在一起的是個穿黑皮衣的人。中等個、體形勻稱。我和阿二親熱握手,『黑皮衣』見面有點生分,不像在電話裡那樣親熱。我和他打了個招呼。我注意到他沒有叫我『楊哥』,只是招呼了句『你好』。
我們隨著阿二走路去一家小歌廳。路上,『黑皮衣』嚼著口香糖,一副不在乎的勁。我和他基本沒有說話,只是和阿二東拉西扯。
找了一個小包間,房子很小,沒有電視和音響,是專門聊天的地方。
『你要點什麼?啤酒還是飲料?』我問『黑皮衣』。
『別找事了,我還是喝茶。』他說。阿二弄了瓶百威,我要了杯咖啡。
大家都脫了衣服,我把手機關掉。地下室收不到信號。
『哥們兒,你最近夠火,聽說整什麼內參呢。別出這風頭,我勸你。你看我就從來不攙乎足球。』阿二對我說。
我說:『咱今晚不聊足球,聊點別的行不行?』
我和阿二海闊天空地亂扯,『黑皮衣』坐在一邊有些尷尬。
我開始和他搭訕,聊起我們認識的幾個人。
『你怎麼乾起記者來了?搞體育的一般都不怎麼會耍筆杆子。』
『我根本就不是乾體育的料。當時主要是避免插隊。後來我摔了個腦震蕩,就下了決心上大學了,學的是英語,可最後還是落個報道體育。』
阿二開始插話,他特別能噴。我發現他和裁判們都很熟,認識十幾年了。
『楊明,我就為裁判鳴不平。你知道他們早先多辛苦嗎?就拿他說吧。當年騎輛破自行車,滿城趕場。這邊東單剛結束,那邊北大又踢上了,大冬天凍得哈哈的,誰把他們當人看來著。他都吹了小20年了,當時吹的那幫人早淘汰光了,培養出一個裁判多不容易呀,誰不把自己的飯碗當回事。裝丫挺的,現在都說裁判黑,我怎麼就沒看見一個裁判敢亂來的。滿場幾萬雙眼睛盯著呢,不吹錯還饒不了你呢,你說是不是?』
我答應著,說我不怎麼看國內的聯賽,我不喜歡足球。
我知道我的名字上內參了
『現在我們裁判也不能說話,足協也不讓我們說。楊哥,你說我們都上有老,下有小,熬了十幾年纔弄個國際裁判,誰真敢像外面人傳的那麼黑心?就說我吧,老婆生孩子我都回不去,一年到頭在外面。有一次,我媽病了,我老婆又抬不動,只好幾個朋友幫著送進知院。我在外面聽著電話,眼淚嘩嘩地掉。人心都是肉長的,我真的沒做什麼對不起良心的事。』他說著說著激動起來。
『我希望司法盡快介入,好讓我有個能說清問題的地方。我就擔心弄個不清不白。足協今年讓我停哨,又不說我是黑哨,找個其他借口,結果更惡心,人家肯定亂猜,你讓我怎麼面對大家呀,讓我們全家都幫我背黑鍋。我不怕調查,我就怕閃著我,弄我個不清不白。』『黑衣』激動地說著,給我的印象是他真的很無辜。
『楊哥,你也別瞞我了。我知道我的名字上了內參了。你也別問我從哪知道的。這倒好,我這下真出名了。我現在什麼也不說,到該說的地方我就對該聽的人說。』
『聽傳言你就是那個寫懺悔信和退錢的裁判,是真的嗎?』
『誰告訴你的?嘴長在別人身上,怎麼說我管不了,可是我相信我也有說話的地方,讓最後的事實證明吧。』
『聽說,你的問題比較特殊,你是拒絕收錢的,是他們硬塞給你的,宋衛平他們也感覺最對不起的就是你。』
『這用咱北京話講就是裝丫挺。知道對不起我還把我治了,上內參就上唄,我倒真出了名了。楊哥,其實這個宋衛平最陰。他導演的那場假球,你看了嗎那場?兩場比賽同時進行,他煽乎球員罷賽四分鍾,利用時間差等另外那場球結果,然後又說我們不罷踢了,???,最後幾分鍾連進3個球,你說丫孫子不孫子,現在,好人都讓他做了。一邊弄我,一邊還心裡過不去,什麼人呀?』
看到『黑皮衣』著急的樣,阿二說:『楊明,說實話,他我是了解的,都十幾年了,他是什麼樣的人品我最清楚。我覺得現在把一切矛頭都對著裁判不太對。足壇上的腐敗多了,光讓幾個裁判扛公平嗎?你說哪沒有不正之風?就說咱記者新聞發布會拿紅包,收下200塊錢你把別人都抬了,你丫還能在這圈裡混嗎?我說這整個足球都有病,連球迷和媒體在內。怎麼女足和田徑沒事呀,你們丫玩命炒,非上趕的迷,怨誰呀?』
『沒錯。什麼事在足球圈裡立刻放大好幾倍,我也特煩那幫小崽兒,一點職業道德都沒有,瞎寫。』這也是我的心裡話。
接著,阿二又告訴我們一個新段子:『陸俊聽說張寶華是黑哨,不高興了,說「他哪是黑哨,他哪有我黑呀」。你說這幫人多壞,段子都給人整出來了。』我們就是足協使喚的一群狗我問那裁判說:『你看中遠對吉利那場球了嗎?從電視上看,進的那球可是明顯地兩次都越位了。』『我真的仔細看了,從技術上看,第一個球絕對是沒有越位。第二個球我認為是電視的角度使大家覺得是越了位,其實,邊裁的位置站得很好,我認為不是越位。電視轉播的角度常常造成偏差,我們常為這挨罵,你說我們找誰去說理去。』『我聽說李東昇召集了一幫老裁判,把所有可能出問題的比賽錄像都看了,最後,大家得出的結論是沒發現裁判執法有什麼問題,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你覺得呢?』我繼續問。『球迷雖然懂點球,但畢竟真正踢球的人不多。你說我都吹了19年了,一步步上來,有球迷盯著你,有裁判委員會盯著給你打分,還有電視錄像作證,誰吃了豹子膽敢吹黑哨。俱樂部說比賽前勝負就已經讓裁判敲定了,那不是胡扯嗎,裁判有那麼大本事嗎?』『算了,不說這些了。你最近忙嗎?』『我這些天也上網看看,覺得把裁判說得漆黑一團真不是事實。今年這球還怎麼吹呀?7個國際裁判3人上了內參,就二十幾人,都停哨我看這球還怎麼玩。』
『好,不說這個了。我希望能給裁判一個說話的機會,內參裡光是俱樂部的一面之詞也不對,最好是了解一下裁判怎樣說。但我和足協提過幾次,在他們和裁判談話時讓我旁聽一下,可是他們沒有回音。』
『我們真的不敢私下接觸記者,讓足協知道吃不了兜著走。其實我們就是足協使喚的一群狗,我們怕足協怕得要命。』
『我還是要和閻世鐸談談,希望他能讓我們把來自裁判的情況以內參形式反映反映,這樣好讓上邊對真實情況有個准確的把握。』
『要是那樣就好了,肯定裁判有不少話要說。只是現在這種一邊倒的聲討下,誰敢公開講話呀。』
發展
就在楊明和龔建平會面的第二天,新華社發表評論員文章《體育界不容許腐敗現象存在》。幾乎是以此為標志,關於黑哨的調查從具體實證的收集轉入司法准備階段,楊明、方益波更多地開始關注司法界對這一現象的爭論。也就是說,和龔建平的會面,幾乎是他們在黑哨調查期間與裁判最後一次面對面的交談。
(本文摘自楊明所著《黑哨———足壇掃黑調查手記》一書,有刪節,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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