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上海申花SVA文廣足球俱樂部的成立，原上海申花俱樂部的經理層開始淡出。從1994年中國足球職業聯賽開打至今，原申花總經理郁知非是甲A俱樂部中最後一個離任的第一任總經理。日前，郁知非接受了新華社記者的專訪。

　　我的『四十年代』都獻給了足球

　　記者：你怎麼看待自己的離職？

　　郁知非：八年職業聯賽到現在是一個階段。這個階段有兩個標志：一個是國家足球隊進軍世界杯，中國足球職業化改革的第一步目標已經實現，國家隊的成功背靠著職業聯賽。第二個標志就是申花改組和我的下臺，職業聯賽以來所有的首任總經理都下臺了。八年來職業聯賽日新月異，回頭再看起步階段的職業聯賽，外部環境和球場表現都大相徑庭。

　　來申花前我在企業裡先後當廠長、總經理、董事長(注：『申花』原是電器品牌)，得到過包括全國勞模在內的榮譽。1994年，我帶著企業背景進入中國足壇。1999年，俱樂部改組為中性的股份制公司，我也成為純粹的足球人。我把自己的『四十年代』——從41歲到49歲——都獻給足球了。

　　記者：又如何評價自己的足球『職業生涯』呢？

　　郁知非：有憾無悔。

　　這八年做了點事情，中國足球總有人要去探索、鋪路。只要我認定做一件事情，就不會在乎任何方面的壓力。遺憾在於很多想法無法付諸行動了。『十強賽』後我有一個『五虎將』(范志毅、謝暉、祁宏、申思、吳承瑛五人)的宣傳策劃；10月養腿傷的時候也寫了一些CI理念，已經印刷成冊准備下發；明年准備建立申花博物館……

　　記者：在申花八年，什麼事給你印象最深刻？

　　郁知非：印象深刻的事很多。入行時的毅力很堅強，回想起來也有後怕。

　　我說一說1999年底在南斯拉夫斡旋佩得科維奇當主教練的事。當時的南斯拉夫社會很不穩定，我去的時候一位籃球明星剛剛被害。我和佩得談，也和其他侯選人談。酒店裡魚龍混雜，有人拍胸脯要幫我『搞定』佩得，有人要幫我找新教練。人家當我是個大老板，我也真怕被不明不白地綁架、撕票。和佩得談好之後，我從貝爾格萊德飛到慕尼黑。剛下飛機我就想：『再也不用環顧四周了！』心裡無限輕松。

　　記者：將來有什麼打算嗎？

　　郁知非：現在還沒有具體打算，先靜一靜再說。原先想過出國讀書。英國利物浦大學體育MBA要請我去做講座，身份是中國職業足球在位時間最長的經理人。

　　至於原俱樂部的人，前不久我把隊員叫到一起，要求他們：第一，對得起球迷，要有職業心；第二，對得起家庭，這是男人的責任。不要為過去的申花和我意氣用事。俱樂部工作人員已經放假到海南旅游，今後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也將離開。瞿郁明副總是非常優秀的職業經理人，俱樂部的具體操作他更在行，我希望他早點找到歸宿。

　　否定『國際化』很愚蠢

　　記者：能不能概括一下申花這八年走過的路？

　　郁知非：我把申花的發展分為三個階段。1994年到1996年是步入職業化階段，當時徐根寶創造了國內教練的最好成績。1997年到現在是申花融入國際的進程。上海要建設成為國際化大都市，足球融入國際也是必然。上海要是每年有5到10場申花對曼聯這樣的商業比賽，其國際化大都市地位的確立就是毫無疑問的了。否定這個進程是愚蠢的。第三個階段是未來的『中超時代』。

　　記者：能總結一下申花走國際化道路的得失嗎？

　　郁知非：這中間也有遺憾，就是我們的外教沒有帶隊獲得過冠軍。但是風技術型打法的風格、文化已經紮根在球隊中。多研究一些趨勢，少研究流行。歐洲五大聯賽代表足球的發展趨勢，就要把它的東西嫁接過來。

　　至於請外籍教練，我有兩個觀點：第一，要勇於承擔責任。我到現在也沒有認為拉紮羅尼水平差，而是我們雙方沒有找到切合點。第二，不輕易炒教練，堅持到年底就是財富。上賽季中佩得科維奇曾經提出過辭職，我沒有准他。打完最後一場比賽他抱著我痛哭流涕，自認為毀了我的前程。申花和佩得簽的是兩年合同，我們請了新教練，實際上是我們違約。

　　申花代表一個流派

　　記者：有人認為申花隊風格過軟。

　　郁知非：總有人說我們沒有霸氣。但是有霸氣的球隊，除了大連還有很多，成績卻不如申花。上海人適合靈巧的打法，所以我們崇尚配合和進攻。中國足球不應該是整齊劃一的，應該有試驗田，至少申花代表一個流派。

　　記者：也有人說申花的後備力量准備不足。

　　郁知非：1998年的時候我開始意識到梯隊建設的問題，並采取了幾項措施。一是送一支少年隊到巴西訓練，每年花費100萬美元；二是建立了由八十年代中期出生的球員組成的中國足球學校，學生有300多人。這兩支隊伍裡的球員幾乎都是外地人纔。但不論如何，我們起步的確有些晚了，那些舉措的成效現在還看不到。上海的足球氛圍不好跟遼寧、大連這些地方比，那裡的足球人口很多，可供挑選的餘地大。俱樂部建設是一個系統工程，光靠俱樂部一方面不會解決太大的問題。這方面上海有很多教訓。

　　記者：不過申花的商業業績不錯。

　　郁知非：是啊。1999年我們請英格蘭曼聯隊來打商業比賽，贏利1600萬元，門票收入就有1000萬。2000年俱樂部把球隊副冠名權和胸前廣告賣給托普集團，價格是3年1000萬美元，這是職業聯賽的最高紀錄。去年我們還把主場票務轉包給華聯超市公司，他們宣傳『華聯』是老百姓必需的，申花也要和他們一樣。

　　記者：申花的哪些東西讓你最感自豪？

　　郁知非：申花創造了很多中國足球之最。首先，我們第一個實現了聯賽、足協杯和超霸杯冠軍的『大滿貫』。其次，申花建立了世界先進的康橋訓練基地，國際足聯前主席阿維蘭熱參觀這個基地後對中國足球肅然起敬。第三，我們在全國第一個建造了專業足球場——虹口足球場，俱樂部有25%的股份。我們也是第一個導入整體形象設計、文化理念的俱樂部。

　　中國足球是一個整體

　　記者：中國足球怎樣迎接『中超時代』？

　　郁知非：加強俱樂部之間的協商對話，制訂行業規劃，組建新的利益共同體，這些事情都要做。職業足球圈要共同構築『中國足球』的理念，構築起一個大市場。光有大連、上海不行，大家都要做起來，而且現在的環境、時機都很好。我懷著無限眷念離開中國足球，不是對誰有好感，而是這個產業方興未艾。

　　隨著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臨近，足球產業要做好自己的戰略。作為俱樂部，就要全面介入社會、經濟、文化、科技、教育和藝術等領域，積累物質基礎和文化底蘊。電視媒體、互聯網、跨國財團都要介入奧運盛宴，我們沒有理由不分一杯羹。

　　記者：你好象很強調足球的文化理念。

　　郁知非：我的『脫俗』是從今年，或者說去年開始的。以前也很看重一場球賽的勝負，現在我認為職業足球更大的事情在文化建設上。我現在經常考慮的是，怎樣使申花足球的文化味越來越濃，而不是足球味越來越濃。人不能太功利，足球也是。

　　我上次去北京和閻世鐸主席道別的時候也跟他說，不要拘泥於小東西。長期以來我們過分強調足球是一種振奮民族精神的政治武器，而忽略其經濟和文化屬性。人們從食品、住房、汽車等物品上獲取的是有形產品，從足球上獲得的卻是承載快樂的精神產品。（楊金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