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來，總有一種力量讓裁判改變。

　　從2毛錢到數萬元，從自行車到香車寶馬，從四菜一湯到魚翅燕窩，從集體宿捨到夜總會，面對物質的突然豐富，面對財富的迅速聚斂，也許，沒有人還能記住最初的快樂。我們曾經嘗試著去了解裁判們背後的生活，去體會裁判們內心的苦悶，但我們同樣知道，物價狂昇帶來的貨幣貶值，或者說貨幣貶值帶來的道德淪喪，是中國足球，是與中國足球一起沈浮 的裁判們永遠都避不開的話題。他們說自己是一群『雙面人』，是一群站在足球邊緣地帶的人，是一群沒有背景沒有後臺的人，但他們卻注定是一群與中國足球的八年緊緊相連的人；他們說中國足球破壞了他們的初始狀態，就像俱樂部說他們剝奪了自己的生存快感一樣，到底是一個誰咬誰的笑話呢？

　　很多年前的一天，有人問了於敬仁一個問題，為什麼要選擇當裁判？於敬仁想都沒想就告訴他，你嘴裡的哨子控制著一場比賽，掌握著22個人的是非標准，這就是理由；很多年後的一天，有人問一個在大學裡學裁判的學生，為什麼想當一名裁判？這名學生想都沒想就回答說，因為裁判能掙大錢。這纔是一個被合理篡改的是非標准。

　　同樣是一個很普通的周末，我突然問了老裁判李少峰一個問題，過去你們吹一場比賽多少錢？李少峰抬起頭來，一臉神往的表情，一下子就說到了70年代，『那時候我們吹一場比賽是2毛錢，容志行工資最高的時候也就是一個月80多塊呢』，後來李少峰又掰著指頭算了算，『從家裡去越秀山體育場，坐公交車是4分錢，往返就是8分錢，再喝一瓶汽水8分錢，還剩下4分錢，也可以坐一次車呢』。我不知道，為什麼那樣的歲月反而讓人感到快樂？

　　甲A八年，當我們把這八年用黃金時代、白銀時代、青銅時代和黑鐵時代來進行劃分的時候，也許，我們的裁判同樣經歷了相同的黃金到黑鐵的時代，甚至，在時代與時代之間有著驚人的相似。

　　1993年，裁判們都說職業聯賽其實是從這一年開始的，因為這一年他們突然一場比賽拿到了200元，而之前的整整十年間，他們只經歷了從2毛錢到2塊錢的改變，這就是快樂。所以，當這群每天騎著自行車去學校上體育課的人，突然坐著火車滿世界亂跑的時候，也是一種快樂；所以當第二年吹甲A的裁判坐上了飛機，吹甲B的裁判也被俱樂部補齊了差價同樣坐上了飛機後，就更是一種快樂。快樂，是整整三、四年裡唯一的主題，就像我們的球員突然面對上萬的存款，就像我們的俱樂部突然面對上萬的觀眾，即使在並不漫長的時間裡，我們的裁判從大食堂到四菜一湯，到生猛海鮮，從一套名牌運動服到妻兒同行的差旅費，但並不妨礙他們去享受改變帶來的快樂。快樂的代價是什麼？也許是一個點球，也許是一場比賽，但滿心裡感受到的還是快樂，因為即便是球迷，也還沈浸在『保衛成都』的悲壯裡，來不及去感受『渝沈之戰』的憤怒。

　　廣州長堤的『櫻花』夜總會記錄了他們最後的快樂，因為當初的老板是一位裁委會的副主任，所以所有的裁判都願意到他那去尋找快樂，他們熟悉裡面的每一個卡拉OK包房，熟悉裡面每一位笑容可掬的『小姐』，多少年後，那裡的人都記不起來，是哪一天這些老主顧再也不來了呢？

　　只有每次都陪著他們去的人纔知道，一種簡單的快樂不可能長久地停留，再好的歌也有唱煩的時候。有一天，中國幾乎全部的一線裁判突然從人們的眼皮底下消失了，後來中國足協纔知道，他們被俱樂部請到香港去狂歡了三天，住最好的海景酒店，吃最好的龍蝦大餐；有一天，俱樂部突然接到了中國足協的電話，接到了地方足協的電話，他們在電話中說出了裁判們還不好意思說出口的話；有一天，對坐飛機已經不再感到興奮的裁判們突然看中了海獅面包，看中了紅包的厚度，看中了年頭年尾的『保護費』，人們突然想起了一個『雞生蛋還是蛋生雞』的問題，是你們給的還是你們要的？這其實並不是一個重要的問題，重要的是，所有人都開始面對一種重新衡量的價值標准。再沒有欲望的人也能夠感受到自身價值的改變，也能夠學會一種謀求價值回報的方式，就像有一天，當一名裁判被『黑社會』拖到賓館的房間裡蒙頭痛打一頓放出來後，他想到的不是自己該不該打，而是自己至少有被打的價值，既然自己是關系到利益的人，就一定是能夠得到利益的人。

　　這一段紛亂的歲月其實只延續了兩年，也是中國足球最紛亂的兩年，但這兩年畢竟形成了一種統一的規矩，一種不需要再開口索要，不需要再明目張膽的兩年。中國足球的諸多痼疾為什麼久治不愈，事實上只有一個答案，因為在所有人開始關注的時候，一種約定俗成的『行規』已經讓表面的紛亂離開了人們視線所及的范圍，我們可以寄望於吉利、綠城衝動的結果，我們可以期待閻世鐸手中那把大刀揮向暗中的痛處，但我們同樣知道，一群從快樂中走來又遠離快樂的人，究竟還能怎樣，纔會重新想起那一年，手裡拿著兩毛錢的神往呢？

　　八年來，總有一種力量，讓他們陪著足球慢慢變黑。 （劉曉新）